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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何以屡屡恸哭?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时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也有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贴身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2003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毛泽东晚年的确是常常恸哭于人前。那么毛泽东都是因何而恸哭?

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称,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看后流下了眼泪。他当即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5年毛泽东读到有关部门详细叙述贺龙亲友遭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1976年春节毛泽东组织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有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镜头时,他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被迫中断了。他对此的解释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人民解放军,意谓开国建国,主要是依赖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而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势如破竹,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从银幕上看到解放军被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毛泽东联想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情景。毛泽东此哭无疑是为人民军队“仁义之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赢得胜利的欣慰之哭,更是对军队在新中国能否一以贯之地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子弟兵本色忧思之哭。毛泽东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晚上,据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所述,“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曾多次上书反对“偏安定命”,痛斥奸佞吃里扒外,倡言尽快完成国土统一大业。由于奏疏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与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陈亮曾两次下狱。后来他登上多景楼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毛泽东阅诵此类古文往往会激发对现实问题的忧虑。

李慎明认为,19757月毛泽东认为文革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有可能失败,中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这是他晚年屡屡当众恸哭的主要原因。彼时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想、所为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支持。文革“收尾阶段”极不顺利,毛泽东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与长期性,甚至认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认为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与各级干部反对者众,他培养的一批批新人明确支持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文革变质而失败。毛泽东在1969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说,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1974年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毛泽东曾指出“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其次是毛泽东认为国家面对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麻木不仁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国家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只是为了掩饰“门户私计”,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而任由老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再次是文革第九年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革已有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是对国家有极其强烈的责任感但又重病缠身的毛泽东日夜挂念的。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河洛腥膻无际”之险忧心忡忡,毛泽东对干部队伍“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与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疑虑重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干部队伍中的私心与理论素养不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时毛泽东浸入《念奴娇·登多景楼》渲染的悲壮意境的忧患、无奈、悲伤与悲愤的强烈共鸣,忧患国家的强烈责任心集中迸发,由此而恸哭也就不足为怪了。

1975年河南省南部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读到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时自言自语:“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身边的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看到,“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爱得无比浓烈深沉,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的经济、政治、文化遗产中的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与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新中国对新制度的探索失误,党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保持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其心头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情结。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现实的差距,其自身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文革中常常出现的连他本人也无法想象与掌控的局面,整个党、国家、民族与人民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导致他在思想理论与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与无奈甚至伤感、凄凉、内疚、悲愤与痛苦的集合中。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革“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正在变成现实。毛泽东在生命垂危之际多次背诵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边读边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一览无遗。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有必要把毛泽东放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天平上衡量,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攻击毛泽东的走资派则不过是他脚下轮回的尘归尘土归土。“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晚年常常失态恸哭丝毫无损于领袖的辉煌,“无毒不丈夫”倒是值得警惕。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而奋斗的一生,其保持共产党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中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中国当前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与执政能力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忘初心”当由此谈起。

毛泽东晚年恸哭时如何面对身后事?他在1965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称:“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1959年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称:“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条的人多懂得三条道理: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1961年毛泽东接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时毫不忌讳提及自己的生死,进而谈到对“接班人”的忧虑。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军队干部的会议上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65年毛泽东接见胡志明时说:“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战场)的地方也好。”1975年毛泽东接见金日成时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不久与医生谈话时又提到“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还引用古诗说“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197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上帝的请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时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1976年毛泽东接见尼克松的女儿时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1963年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医生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吴旭君的这段回忆,展现了晚年毛泽东对死期的从容、豁达与明智。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被收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下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引文精选: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1980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到底要“稳定”什么?怕只怕越描越黑!

1975年底毛泽东写下他的最后一首诗《诉衷情》:“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彼时毛泽东已预感到中国革命将有曲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夙愿要“付与东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能“靠谁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发布以后有贴身工作人员留下的记忆是:“反正传达下来以后,就是一片哭声,当时什么工作都停止了,就是哭。有些妇女在那儿嚎哭,一边哭一边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对不起你呀!”人民群众为什么对不起毛主席?也许红卫兵最有责任反思文革何以变质,主观上的热情掩饰不了他们客观上的盲动。

陈晋认为毛泽东晚年对接班人布局的基本要求是“敢于纠正文革中的具体错误,但不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线”,这也许是毛泽东晚年内心世界最大的矛盾,也是其悲剧要害所在。萧延中认为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的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这也是一种“幸存者偏差”。19766月毛泽东心肌梗死休克被抢救过来以后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革。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把文革列为自己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足见文革在其心目中的分量。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文革并没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自己行将告别人世,此后革命还能传承下去吗?会不会有右派上台而革命被否定?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毛泽东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毛泽东显然是不怕死的,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但他放心不下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恸哭,事后证明这种担心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何云峰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那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其出发点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动机(初心)无可指责。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崛起仍有指导意义,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更像一味清醒剂。古今中外的功利主义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寥若晨星,毛泽东执政后仍对建构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空前的。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情有独钟使其不愧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有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几乎都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灵魂洗礼,参与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触及灵魂”的狂欢,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如何,人类不能没有价值关怀与精神家园。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的党内斗争?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若就此认为毛泽东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就离事实太远了,毛泽东在权力之争的背后捍卫的是他坚守的原则与理想。1921年毛泽东致信彭璜:“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非常看重主义,在写给新民学会北京会员的信中直言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交朋友强调志同道合而从来不交酒肉朋友,在中国共产党内与其他领导人都是同志式的交往而很少有亲密的私人友谊,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变成了一个以主义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志向高远的精神领袖毛泽东与其他的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距离越拉越大,所以不断提醒他们要跟上步伐。毛泽东认为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权力之争则是由此派生的。著名学者杨炳章曾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毛泽东眼里,与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沦为既得利益者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坐稳江山以后丧失了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不愿再跟着他继续革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很多高级干部蜕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小蒋介石”!这是毛泽东与昔日的战友陆续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对理想的无限忠诚与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崭露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则毫不迟疑地痛下重手,复杂的权力斗争背后是其坚守的理想信念,其恸哭也往往与此有关。

为什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少因理想主义受挫而新中国成立后却屡屡失误于理想主义且为此而恸哭不已?第一,理想本身在只是作为遥远的目标时能起到激励人心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一旦作为现实任务推行时则不得不正视现实条件的诸多制约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始终保持着画就社会主义全新蓝图的热情,竭力打破现状重建理想秩序而不惜“矫枉过正”。第二,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一面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与现实主义的一面保持了较好的平衡,新中国成立后大权在握而无人制约,理想主义的一面过度膨胀而与现实主义的一面严重失衡。第三,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设计是有误区的,越来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误区之一是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过高估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误区之二是受到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更多受到的是中国特色农民起义军领袖平均主义传统的影响;误区之三是忽视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不同规律,将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直言“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革命经验未必适用于和平建设,二者性质不尽一致,各有其特点与尺度,在和平建设时期向全社会强制推行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验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误区之四是忽视人性的复杂性,政治家为人类理想社会设计蓝图时务须充分考虑这一点。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分乐观地假定人性的大公无私,思想改造在对塑造人性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但如前所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与繁荣,发动“大跃进”与文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建设美好的新社会。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矫枉过正”至少是提前避免了中国共产党重蹈苏东剧变之覆辙的危险。

如果无视上述误区而鼓吹重走红卫兵“老路”,毛泽东晚年恸哭还值得吗?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红卫兵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可能一开头都是成熟的,被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误导为冤假错案的武斗而背离毛泽东强调的“文斗”就更谈不上成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三座大山”在新中国的适用性取决于帝官封三大剥削阶级“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与否,由此“矫枉过正”之初的确有可能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但无限循环而“过七八年来一次”则难免会像列宁论证的那样,“真理只要向前一步, 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当然,只要“三座大山”或其残余思想还在,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就是很难避免的,但阶级斗争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最终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即“不忘初心”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服务的,颠倒这一主次关系则列宁的上述“真理-谬误”辩证思维就还会起作用。尤其是“三座大山”在亚非拉地区“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带一路”向这样的地区延伸更不可能重蹈“革命输出”之覆辙,相比之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海内外“三座大山”的适用性更有战略上的长期性。

发布日期:2021-1-2 10: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