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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钱穆的“皮”错了吗?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苏东剧变期间喧嚣一时的中国右翼学者余杰曾写出《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其主旨是揭批专制政权豢养的御用文人。该文刚问世就遭来自称钱穆之女的反驳,其主旨则是为乃父正名。我首先有必要申明自己不属于右翼学者(但也未必适合被塞进左翼学者之列,我顶多属于有理难说清的“秀才当兵”)但又同样反感专制政权豢养的御用文人,然后我更想问的是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

以下是余杰的《冰与火》一书里的《我来剥钱穆的“皮”》的全文: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醍醐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高引。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齐,他们反对周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国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亲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算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公元1615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侍卫逮捕。25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翊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敢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时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明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或“自由”,大师所说这两个概念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地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次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争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死。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懂得什么艺术?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每顶皇冠都沾满鲜血,“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杖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英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士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士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事。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阉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士都没有,何来士人政府?

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前无古人?我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专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黜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八,日以拥护君权为能事,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强之士,亦噤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献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2000年之壅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300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磷、秋瑾、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麟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欺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一文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公赐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奸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但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召见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的新亚书院学规是:“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百万字以上之著述”只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俨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干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这就是皇汉们景仰的钱穆大师的庐山真面目。

以下是“浪漫历史吧”某楼主针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对余杰的反驳:

我和余杰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不同。在余杰那里,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一种万能的角色,其主要功能则是布道者和业余政治家。他蔑视专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谴责用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表达就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并因读书读出了不少败类而大倡“读书无用”。知识分子在他那里具有一种原罪,应当按照他设计的程序去进行思想改造。我对此的回答是:

第一他的《人文与文人》一文断言“中国只有‘文人’传统,而没有‘人文’传统”是站不住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余杰对此视而不见,是否视力有问题?

第二,良知固然是知识分子成就自身的前提,一个害群之马即使他再有学问也要将其驱逐出知识分子之列,甚至将其归为人类都有难度。除了良知这个起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尊严更蕴含于学问之中。就是说,像余杰那样轻蔑学术,是短见的。知识分子应当将其对社会人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体现在自己的专业建设之中,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在自己的专业范畴之内有所贡献,最终都将有益于人类,不论他是否直接投身于社会动作之中。特别是在学术传统屡遭破坏之后,接续中华学术的香火显得更加重要。对此,陈平原先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呼吁“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孙郁先生亦曾在其散文《苦路》中以钱钟书先生为例说:“一部《管锥编》,写着今人与古人交往的智慧,只是在那里,我们才看到了人类心灵圣洁的一隅。此岸与彼岸,混沌与清澈,均在那儿变成了永恒。有什么比探索人类奥秘还要神圣的么?那些耐得寂寞的正直学人,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余杰在《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一文中,对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认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他还固执地沉溺于“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才真正回归了正位,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历史的步伐心领神会,对文化的传承和建设表现出高度的自信、清醒和坦然。诸如朱学勤、刘小枫、秦晖、刘军宁、王乾坤、陈平原、赵园、高远东、李银河、钱满素、索飒这批学者,退居经济大潮的边缘,不为世俗利益所动,潜心故纸堆中,甘作文明的阶梯,他们就像五六十年代退居政治风潮边缘的陈寅恪、吴宓、沈从文、钱钟书、施蛰存等人一样(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不如孙郁先生所言,“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

第三,余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专唱反调的牛蝇”,并且如前所述,主张“行动”。在改造现实方面,他颇为性急。这样的急性子历史上我们并不少见,但他们没有一个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过,折腾个热火朝天,最终还得推倒重来。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是文化的建设和精神的启蒙,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几代人都未必能够看出成果,我曾将此称为“浸润”,并说:灵魂的铸造与精神的启蒙是一种更为深远的建设,强硬的思想嫁接并不牢靠,只有文化的启迪才能传之永久。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得之于稳定的文化秩序的建立。我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而余杰对“牛蝇”角色的过分专注,使得他对“批判”的立场顶礼膜拜,“批判”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青年学者崔卫平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在想,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不过的。但假如他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些东西,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和的光线,并通过限制来自自身的人性恶(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让光明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长起来、站立起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比如客观、宽容、理性、节制和爱,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彻底更完整的方式告别过去?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些视野和经验、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之中?这样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难,但不能因为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这里尤其需要耐心。”(《批判,以什么名义》,见1999316日《书评周刊》思想版)

当余杰处于被动、边缘的位置时亮出“反抗”的亮丽造型,吸引了一批好奇的围观者;有朝一日倘若真的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话语霸权,他也必将是一个专制者,因为他与他所反对的人使用的是同一套工具。如果有人认为这批器宇轩昂的“新青年”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我会觉得那人准是瞎了眼。

我佩服知识分子以表态见长,但到底各色表态孰是孰非?我由此联想到朱学勤的《我不是知识分子》一文的开头: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五七年是个右派,在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从来只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一直传到千里之外,传到我耳里。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万没料到他还有这么一手,这一下轮到我为难了。直到今天,我也琢磨不透,怎么能把这两件事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只好这样想:人只要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都会浮现出与具体行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可见距离的重要。人性中多少东西,只有在拉开足够的距离后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看不够的,就是人性;最不能把握的,也是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

“人只要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都会浮现出与具体行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所以“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钱穆之女为乃父正名情有可原,但钱穆的“民国遗老”历史定位很难翻案,否则钱穆之女若穿越到文革之大陆又将难逃“民国遗少”之嫌。类似于余杰批判的《河殇》余孽漏网之鱼在苏东剧变后打左灯向右转的“华丽转身”,和平演变“沉船派”遗老遗少变脸翻案而已。极左“五毛”与极右“美分”如一丘之貉,隔山圈地久矣。至于被两类叫兽教出各色头衔的孩子、弟子们,《科学怪人》里有一段独白值得参考。“教授,我向您忏悔,我被极端自私的欲念支配了头脑,害苦了您。您真不该把我造出来。可是把我逼成这个样子,难道人们,包括您,就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你们不能相信我、宽容我、接受我?开始我也是充满仁慈的啊!您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也要了却我的一生,我不愿再受悔恨与痛苦的折磨了。

“百度知道”网站上有一问“突然想问下为什么极左就是极右?”唯一的应答罗列了中国特色知识分子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转型表态:高层风向左摆,他们就是极左;高层风向右摆,他们就是极右。换个大家都熟悉的词汇,那就是投机者。这群人,日军来了能为“大东亚共荣”奋斗,然后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抗战胜利了,他们能摇身一变,变成曲线救国,然后压榨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新中国成立了,他们能成为武斗先锋,保卫革命果实的红卫兵;等改开了,他们又迫不及待的清算文革,然后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现在他们能成为意见领袖,人民的良心,迫不及待赶快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时代在变,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变。总之,这群人一生追求进步,进步在哪,他们就在哪。至于他们的良心、立场、脑子?这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可以随时喂狗吃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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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7-28 12: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