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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白左、黄左式自由主义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随着2020年疫情导致新的难民潮与特朗普对福利政治的废弃,曾被视为“绝对完美”的多元文化与白左式“政治正确”迅速成了世界各国重新讨论的争议话题。白左是“白人左派”的简称,特指有别于发达国家WASP里的少数左翼政治流派,主要是同情心泛滥成灾但又多数局限于说教的中产阶级键盘侠,所以在中国的主流门户网站上并不是很有号召力。其主要立场是:同情弱势群体或社会边缘群体,如流浪汉、濒危土著、非法移民;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包括不吃任何野味;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同性恋。推而论之,黄左是亚洲(主要是东亚、东南亚)的黄种人里的少数左翼政治流派。根据西方化程度之别,日本、韩国、港澳台地区、东盟与中国大陆从沿海到内陆、从中高收入到中低收入的黄左成色逐级递减,进而从这两个维度上对上述三个立场也有从激进向保守过渡的大致倾向。

第一,白左与黄左是不是一丘之貉?近年来在北上广如果遇到一个同性恋,大家会觉得很正常,有时甚至会认为同性恋有某种常人不具备的艺术天赋。已有学者认为同性恋是让人快乐的一种方式,而快乐是人生最大的目的,所以必须捍卫每个人快乐的权利,这才是人人平等。但什么才是快乐?每个人的观点都会有独特之处。经济学细分到今天已问世了一种专门研究人的快乐或幸福的经济学分类,快乐经济学或幸福经济学据说代表了现在经济学界最新的研究领域。立足于经济学思想史的传统,无论斯密还是米塞斯、哈耶克都是基于欧美白人传统的观念秩序在思考,尤其是思想史意义上的人性论与认识论秩序,其中也内含着耶稣信仰的观念秩序。他们思考更多的还是人的问题,所以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米塞斯直接用《人的行为》为其经济学著作命名。事实上,人的行为有很多种属性,为什么米塞斯如此看重人的行为?因为他更看重人的意义,经济学则只是其进路之一。但无论安兰德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人的意义的命题上至今都尚未填补空白,这是他们一头拜倒在安兰德面前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讨论什么是快乐或幸福时,我们首先必须讨论什么是人乃至人性到底该呈现怎样的局面?所有关于幸福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人必须认识自己的基本问题之上。根据传统思想史的涌现秩序,有了观点就要大大方方说出,无论现在的学者发明多少新概念,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是很难改变的。上帝创造人,而人的使命是荣耀上帝,所以人也重要,这是白左对人的意义的超验信心之所在。建立了对人的意义的超验信心,白左的工作就接近责任与使命的领地了。阿奎纳曾说,为了神学的发展,对哲学方法的借鉴很重要。这都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共识,但很多基督徒既要自证真理在握又不愿思考问题。万事互相效力,你不勤于思索就是愧对真理。任何“上帝的选民”都必须承担知识启蒙的责任,“不以福音为耻”对白左很重要。从大势上看,福音兴旺则人类繁荣,福音衰落,则类败坏,白左做学问更是如此,所有的知识都是中性的。知识以福音为基石则知识就造福人,知识远离福音则知识拆毁人,所以上帝才说“他们建造,我必拆除”,因为人类总体上是愚蠢的,但这种人反而会骄傲,而骄傲者只配生活在废墟里。白左自由主义者以及尾随其后的黄左自由主义者(与马列毛左派对立)皆奉行罗尔斯的权利观:“人的权利高于终极的善”。他们都违背了关于人的意义的超验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犯的是同一个错误,短期来看有所不同,但中期来看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毕竟都只是读书人,无论西方的白左还是东方的黄左都感到了“人的权利”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辨的命题,但理

性的自负又促使他们不愿接受“上帝赋予人权利”的观点,所以才把人划定在一个小圈子里而提出“人的权利由人自己赋予”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机灵的基准观念。这个观念同时犯了三个错误:缺乏源头意识,任何观念都是涌现秩序,任何涌现都有一个稳定的源头;把“人的权利”解释为“合作”的产物却不愿思考人的合作何以可能,所以在思考的进路上严重缺乏形而上学的参与,从而导致所有的思考都是当下的短视思考;放弃任何事物的界定都离不开参照系与坐标系的方法论常识,从而导致思想的片面性与知识的不稳定性。至于中国黄左自由主义者按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秩序说出来的“天道”就更显得短视而缺乏起码的想象力了,我们不妨大大方方纠正他们的说法,“上帝赋予人权力”而天是一个物理现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人对着天要权利约等于人对着一块石头要权利。这样荒诞的局面意味着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的博士与中国本土跟着洋博士学舌的孩子同时在两个层面背离了常识:在原初立场上不能理解西方白人传统价值观的基本意义,把造物主的主观真理的秩序强行理解为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关于天的客观物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结果层面的西方自由主义,亦即现在弥漫在欧美大学的左倾民主自由主义,一种放弃了传统观念秩序而以福音为耻的消费型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西方的白左还是东方的黄左都是反对上帝创造的秩序的,他们只是志存高远而孤芳自赏,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正在干大事而构成了人性论意义上的一种顽固的理性自负的倾向,西方有,中国也有,将来还会更多。

第二,骂白左的中国人为什么往往会忽视国内的黄左?首先罗列黄左的三个常见观点,请大家自己衡量一下,看到这三句话后会有什么样的第一反应。基督徒比穆斯林的素质高一点;日本人比中国人的素质高一点;北京人比河南人的素质高一点。第一句话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多少人反驳,甚至会把这句话说得更夸张、更极端一点也不会有人反驳,你只要看看中文互联网世界的舆论中对穆斯林的一片喊打喊杀声就明白了;第二句话在今天的中国会有所争议,在知乎的舆论氛围下这句话往往就是一句偏正确的话,但在微博领域认为其正确与认为其错误的博主往往会为此而吵起来,而在某职高学生的 QQ 空间可能认为其错误的人会很多;第三句话在当今中国简直是绝对的政治错误,基本上无论放到哪里发表这样的言论都会被骂,关于“群体炮”、“地域黑”、“偏见与歧视”等相似问题在Andy Lee 的专栏《偏好·偏见·歧视》 中已说得很清楚了。煽动偏见,直至发展成了stereo type,这在门户网站上很正常,也是基本上人畜无害的。而且,偏见的形成往往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往往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部分事实。亚洲人不会开车,犹太人极度小气,金发的女生很蠢……这些在美国社会舆论中流行的stereo type往往会被广泛地用在各种喜剧环境中,美国佬早就能坦然地把这些东西当成玩笑来开了。回到开头的三句话,其中的偏见是一目了然的,他们也有一定的依据吗?有!我们不妨把此类群体中的某一个体的素质用一个值来衡量,再平均一下,用来定义“XX人素质怎么样”这个概念。基督教的确比伊斯兰教世俗化的程度高得多,所以包容性也强太多。甚至你会发现反对同性恋是早就写在基督教教义里的,现在很多欧美基督徒已能坦然接受同性恋了。由此看来,现在的基督徒整体上的素质比穆斯林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的素质总体上高一点也是有共识的,从知乎上“日本发达在哪里”问题之下的各种答案中就不难得出此类直观的结论了。白左眼里的日本比中国经济、文化领先那么年,普罗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出那么多,整体“素质”偏高也的有道理的。北京人比河南人素质高一点跟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对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你是很难直观地去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但你把经济、文化、受教育程度变成指标再反推到“素质”上也很容易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人自己的常见说法则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把反驳第三句话的中国人都称为“黄左”不过分吗?为什么性质几乎一样的三句话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会受到不同的待遇?祸根还是在舆论与宣传上。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主流教育都是民族大团结、国家大团结,怎么能把一个国家里的两个省级行政区放到一杆秤对立的两面上去?新中国一直有意于将底层人民树立成好的形象,善良的形象,底层人民默默地付出,为中层、上层的城市居民创造了美好的环境。我们从小到大读过的模范作文都强调“农村是夜不闭户的美好乌托邦”而“城市是毫无人情味的冰冷牢笼”,所以在各项数据上都有优越感的北京是建立在周边省份的牺牲上的,北京人是天然对河北人、河南人负有原罪的,你怎么还能“黑”他们呢?尽管你甚至没有“歧视”他们而只不过是抒发了一下自己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无论黄左还是黄右其实都是在为特定政治立场先入为主了。黄左看重的是政治理想,自由、平等,每个人身上都不应带有标签,而应被单纯地当成一张白纸来看。现代法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能搞连坐株连。至于人畜无害的个别特异性,社会应尽可能地去包容,同性恋应被包容,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也一样。其实整个现代文明社会就是建立在左派的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是左派思想的成功范例。黄右看重的是实际利益,比如恐怖袭击的犯罪分子里大部分是穆斯林,所以要给这个群体打上一个劣等标签,似乎对他们无差别团灭而牺牲掉多数并未违法犯罪的穆斯林就能有效地减少因为恐怖袭击而造成的损失。左派几乎能代表整个世界现代文明通行的政治正确,西方的白左不会对穆斯林开炮团灭,中国的黄左也不会对河南人开炮团灭,但私底下大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着“有点右”的事。很多白人看到穆斯林、黑人时往往会竖起寒毛,尽量敬而远之。北京人买房时会远离城中村或“外来人口聚居地”,地铁上遇到挤来操外来口音的民工则会想办法往反方向挤,宁愿挤在一个本地保洁的旁边。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说他们“不好”其实只是一种偏见,而在行动上差别对待才是实实在在的歧视。无论走哪条路,从长远看来都会让我们的文明岌岌可危,我们在政治上有必要把两派的分界打破,而政治是只讲性质不讲剂量的。我们也许能靠团灭穆斯林以换取恐怖袭击的无辜罹难者,但接下来如果驱逐河南人能换来北京盗窃案发生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你觉得北京人会这么干吗?历史上已有先例,法西斯的教训殷鉴不远。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的态度能决定的,全世界受穆斯林的威胁真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右翼势力乃至法西斯主义滋生,真的不值得中国人来操这么多心,欧洲才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如果这样的威胁继续扩大,WASP团灭穆斯林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别看现在的恐怖袭击、难民潮貌似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那只是被媒体放大之后的观感。事实上穆斯林造成的威胁远不如我们生活中见过的意外大,但如果穆斯林真的继续蔓延下去,等人类真的走到团灭穆斯林的那一步而让我们真正尝到了“有点右”的甜头,下一个被牺牲的又该是谁?很多黄右看了《三体》就以维德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为人生箴言了,殊不知《三体》从头到尾都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希望我们能思考危机来临时如何留住人性,如何留住起码的“文明的尊严”。这种尊严是比个体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否则即使世界末日真的来了,剩下的也许据只有蟑螂能了。一旦丢掉起码的“文明的尊严”,人类又与猥琐泛滥的蟑螂何异?

第三,凭什么说黄左像白左一样恶心?“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白话文:这货虽然号称天骄,但只懂得弯弓射大雕。结论:没文化的莽夫。想当年,云南一个初中文化的神棍以沙甸叛乱为由植入刑法249250251条,这个逆袭的政治投机分子就是马开贤,在将来的历史书上或许会比我们现在熟知的朝廷命官还要有名。植入的这三条具体内容可通俗地理解为汉族低贱化而少数民族特权化的贱汉主义政策,按理说当然都是严重违背宪法精神的,但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因为当奶牛、原子化而丧失民族自豪感的汉族不懂也无法正常的争取自己的平等待遇,这么三个违法的条款愣是撑了近半个世纪,造成了新中国至少两代人的集体耻辱。事发地鄂尔多斯在元朝沿用的地名是大同路东胜州,按现在的叫法则是大同市东胜县,历史上(包括蒙古政权)一直认定这里属于汉地而不是什么牧场。鄂尔多斯吹嘘的人均GDP超过香港其实是得益于走西口创造闻名于世的山西晋商的后代的,从汉族方言区域来看则鄂尔多斯属于晋语区域。目前鄂尔多斯汉族占其人口的80%以上,至于为什么一个汉风地名、沿用上千年的东胜会变成鄂尔多斯?历史上很难找到的地名现在成了官方认定的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尤其普遍,因为内蒙古行政区划其实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汉地省份一片片切出去的,但话语权这东西也是能无中生有的。为什么我们要谈历史、谈客观、谈变化的过程,然后才能清本正源?因为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是用他们一代代的汗水、泪水与鲜血铸就的,我们不必继承牵着骆驼去当晋商的传统,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一代代人的开疆辟土。他们传承给我们的遗产,哪怕官方不记,我们也要写下来,甚至要口耳相传。成吉思汗远征期间有一个很残暴的举措,那就是屠城。你反抗,屠城;你投降,还是屠城。而且无论男女老少,不留任何活口。甚至于十多年前蒙古派维和部队去给美国人到伊拉克攒人数时还有伊拉克学者公然质疑,连数百年来不怎么记载历史的阿拉伯人都能记得当年的屠城惨剧。可想而知,蒙古的屠城大军当年是何等残暴。但黄左对此的逻辑是:成吉思汗并未直接打过南宋,杀戮汉人不该让他背锅。如此洗地居然还能刷出某种优越感来!成吉思汗灭金灭夏,这些地方割据的政权统治下的国民大头还是汉人,难道南宋之外的汉人一夜之间都成了胡人?较之于大汉族主义的断层,黄左式民族虚无主义则是一脉相承的。白左鼻祖卢梭曾抛弃五个亲生骨肉,以追求自由为名成了狗屁道德家。白左先驱萨特与自己的夫人一起骗女学生上床,提起裤子却说自己追求的是性解放,滚一边去堕胎,别来影响我作秀!“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与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参见陶太郎(微信公众号ID)《白左:人类文明的艾滋病》。黄左则是比葫芦画瓢,理直气壮的指责中国边疆汉族不懂团结为何物,一边扬言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一边花着守法纳税的汉族头税。黄左疯狂的制造一个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靶子来为自己树立贞洁牌坊,如同白左动辄谩骂不同意见者为纳粹与屠夫。但他们敢去边疆撑起祖国的岁月静好吗?不敢,因为这是要负责任的。他们愿花钱一对一的找困难的少数民族扶贫吗?不愿,因为作秀只需坐而论道。他们能用逻辑与事实思辩吗?不可能,因为传承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广场式狂欢”让他们根本不可能与任何人探讨理智与逻辑。黄左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支持少数民族特权而以嘲讽汉族底层人民为作秀的本钱,拒绝一切形式的责任承担,自私而又无耻。他们老龄化以后也许会是推动移民来华的中坚力量,至于民族结构与文明传承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中国的左派很容易被异化为自由主义黄左,而中国的右派则容易被异化为“香蕉人”白左,二者都拒绝承担言论责任而自私又无耻。中国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真右派能捞到话语权,比如抗击中东宗教的愤青,比如追着教育部门问为什么要删掉英雄史诗的网络暴民,比如打心底里为这个伟大民族自豪而传承古老服饰的汉服爱好者……中国的真右派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更别提话语权了。但互联网时代毕竟是二十多年过来了,有相似价值观的男女老幼越来越多,因为责任感,因为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自豪感。即便很多中国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右派乃至大汉族主义者,只是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但事实上已有人捡起这份被黄左与白左践踏了一个多世纪的责任之杖,一旦耐心擦拭就已是“有点右”了。当然,这并不重要,谎言重复多次后在舆论上已如“真话”,我们只需为良知与责任靠真凭实据将实情一代代传下去;白左与黄左从过去到将来都是整个人类文明之癌,有必要敬而远之。

第四,如何从黄左案例里管中窥豹?兴趣使然,我曾几次去听一个系列讲座,其参与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混文凭的博士生也有低调的专家,当然也不乏赶时髦的追捧者。但我对这个讲座印象最深的则是那个主持人,哪个充当主持人的教授在外网上早已知名,当然是反面的知名。他曾被各路皇汉分子们挂来过,然后把他跟他们学校的一个被判刑的少数民族教师相提比伦,并号称他比那个少数民族教师的威胁更大。不过,看起来他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网上的耸人言论而放弃自己的立场。每次演讲结束以后,哪个教授不管跟主题相不相关都要借机发表一番自己的黄左观点。其基本立场在我看来就是反汉族,即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之所以会发酵,主要是因为汉族吃独食,只想只想同化少数民族而无视民族多元性。汉族独占自己的官位而不给少数民族,汉族往边疆移民却不学少数民族语言,根本不想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甚至汉族在经济上占优势在他看来也是汉族的罪状,因为汉族只重视经济而不重视精神。汉族去边疆开采资源,在他看来跟剥削少数民族没有两样。只要出了民族问题,即使真的是汉族有问题,少数民族为此而杀汉族良民也是汉族罪有应得。总之就是汉族有原罪,有时主讲人被他请过来时,可能是因为想不到他会有这种观点,所以会招来一头雾水。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题目跟那个教授的观点没什么联系,所以不可能明白那个教授怎么突然会说到这个了。而且那个教授每次说起这一点都是中气十足而滔滔不绝,他似乎对自己的那一套非常满意,对自己的道德与智慧有相当的信心,所以才会几乎次次都要讲黄左那一套。可笑的是,他还满口挂着什么宪政之类的时髦概念。那个支持宪政的教授一转身却鼓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其实是新中国历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之一,无视人权而大搞所谓的族权岂能可持续发展?那个教授对此念念不忘,有一次一位外地学者批评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思路,他立马就口诛笔伐了。更可笑的是,那个教授居然能一边宪政一边鼓吹“两少一宽”的政策,可能他眼里的公民的法律平等只是个无所谓的概念吧!经过那个教授的授意,他的学生也一个个口口声声多元化而反对大民(汉)族主义了。我本人在民族问题上一贯支持民族自决,支持各地区的自治权,不是所谓的大民(汉)族主义者且反感大一统帝国主义者,但那个教授的做派我也看不下去。也许我倒是能时髦地将他称为黄左,像他的西方白左同行一样满怀民族负罪感,自以为是“时代的良心”而热切关爱其心目中的弱势群体。黄左们是不会看一看现实的情况的,那个黄左教授哪怕一次都没提到过少数民族的生计问题,似乎他们之中从没有生计问题可虑似的。至于个别被国内外学术界诟病的少数民族享有的特权,他根本就无所谓。每当听到或看到那个教授跟他的弟子们说什么平等、多元,我都不禁会想到现在的门户网站愈演愈烈的反两少一宽、高考加分与少数民族特权。他们的“良心”让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但这种轻飘飘的良心真的有一分钱的用处吗?

第五,民族主义者如何借白左对黄左以毒攻毒?白左的“普世逻辑”是个突破口,亦即世界各国左翼群体大力推崇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体系。当然,此类价值观起源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而不是20世纪白左的发明。但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此类观念已被白左绑架而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目前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或逻辑体系,不少民族主义者甚至先入为主地认为搞民族主义就必须反人权、反自由。我们要争的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人权与自由,你去反人权、反自由,如果是反对自己的人权与自由则等于打自己的脸,如果是反对别人的人权与自由则必然让自己在道义上就甘拜下风。经验证明,任何政治流派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都一定要利用在现有语境下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口号。通常而言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经常抨击的有国内穆斯林特权、文化逆向种族主义、同性恋团体与西方势力勾结、非法移民通过与媚外女结婚来洗白身份等问题,公开提出此类问题固然能在民族主义团体内部赢得认同,但此类口号在目前黄左横行的媒体语境里是会被边缘化的。不能以为只有欧美白左会用政治正确控制媒体,其实中华田园左派在国内媒体的势力也不小。比如最后一条,黄左洗地者一句“恋爱自由”就能让反媚外爱国人士无话可说。要争取控制纸质媒体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就要讲策略,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角度切入来谈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后者实际上推崇的是偏右的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但也能以黄左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词语为外衣实现其核心价值观。因为其核心价值观能代表主体民族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了民主自由这杆大旗,舆论阻碍就会少一点。正如有了自由开放的魏玛时代就会催生第三帝国,有了开放包容的叶利钦时代就会催生普京,民主自由往往是滋生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土壤。在占人口绝大多数并对社会付出最多的主体民族男性没有话语权才会导致强制推行“民族团结大于天”、“女权至上”或纵容黑人非法移民的怪现象,所以现在的俄罗斯、以色列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德国、瑞典则是白左钳制言论自由的伪民主国家。目前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势力的斗争焦点之一是企业不愿招回民员工的问题,黄左打出平等牌,民族主义者就该用自由牌还击。你不是要求“民族平等”吗?那我就请你尊重企业的招聘自由权。企业的自由经营权是不容践踏的,而招聘自主权是企业自由经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有明文规定,任何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个人都不能侵犯企业的招聘自主权。中国在反媚外、反三非黑人的问题上该如何抉择?一是充分利用现行的国家政策阻断非法移民通过与媚外女结婚洗白身份的念想,打法治牌以争取政治正确;二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吸引更多民众的关注,促成国家高层尽快落实此类打民主牌的策略,而中国特色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三是反复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抵制对中国贡献寥寥却造成大量犯罪问题的非法移民,在道理上说得通,也能得到广大中国民众的认同。比如,在网站上社评彭晓辉事件时不妨借用极左分子的“大字报式”词汇,但在严肃的学术场所则要重点围绕法律问题论述,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教师法》。教育改革不能让一小撮黄左学者搞一言堂,让社会各方充分交流,民众才会懂得自主抉择,这其实就是打民主牌。在网站上写社评与在媒体上发表言论不同,比如果壳社评的浏览者只是少数粉丝,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则受众观点不一,所以下结论时更要字斟句酌。

任何文明的繁荣与进步都不能局限于物质力量的偶然强大,道德伦理体系常规化更重要。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繁荣的,向往虚幻美好的文明是不可能进步的。类似于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标榜,假公济私的白左、黄左在道德本质上都反是文明的,足以摧毁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而使藓芥之祸蔓延为不治之症。所以,批判白左、黄左不仅涉及民族大义,而且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白左、黄左胜则中华文明败,真左派、真右派当携手共击之。

作者简介:陈俊杰,唐山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经济思想史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

发布日期:2020-6-4 15: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