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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思辨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谏逐客书》是秦朝大臣、文学家李斯创作的,先是叙述自秦穆公以来秦国皆以客卿致强的历史,说明秦国若无客卿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以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该重物轻人。此文围绕“大一统”的目标展开论述,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大争之世”重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全文理足词胜雄辩滔滔而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心悦诚服地收回逐客的成命而恢复了李斯等客卿的官职。

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一文盛赞“李斯之止逐客……此上书之善说也。”秦朝丞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充分论证了咸阳“逐客”会带来的严重灾难:使秦国人才匮乏、毁掉霸王基业直至国破家亡。《谏逐客书》如果不抓这个“纲”,“说”的技巧即使再高妙也不会达到那么大的效果。“善说”之前还必须敢想、敢写、敢说且敢为人先,不敢想、不敢说而人云亦云、裹脚不前或机械地跟在别人后面走老路的“客卿”是不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思想的火花是碰撞出来的,真理是反复比较的产物,抓住“善说”这一根本能力是在不断的探究、质疑、比较与否定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僵化而囿于前人思想的藩篱,害怕“异端邪说”而不敢像李斯那样“批逆鳞”,发聋振聩的论说就永远不能面世;迷信先人,墨守成规,像八股文作者那样无论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推己及人的论说则只能作“覆瓿烧薪”之用。敢想敢说,伽俐略才敢把两个铁球带上比萨斜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问世……如果李斯唯嬴政之命是听,“善说”的《谏逐客书》岂能与世人有缘?没有胆略,不解放思想,天天在前人的行文中打转,当世“客卿”的论说想有大的起色是不可能的。当然,论说的胆略要建立在对事物的科学分析与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要有科学的依据。在把握了“说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之后,下一步才是“怎样说”的问题,此即“做正确的事”事半功倍而“把事做正确”事倍功半。《谏逐客书》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但必须在“说什么”决定之后才能有所取舍而灵活运用。只有“说什么”这个根本决定之后,“怎样说”才能有所依附,正确发挥功效而为根本提供有力的支撑。如果“说什么”错到了立场源头上,“逐客”与“纳客”之争就没必要了。

国内学术界对李斯的主流评价是,《谏逐客书》是立足嬴政乃至整个秦国的根本利益上而非个人立场,但“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之险恶用心其实早已暴露无遗。参悟李斯的”老鼠哲学”(想当肥大的“仓中鼠”而不是瘦弱的“厕中鼠”),远赴秦国苦心经营数十年,李斯绝不会放弃取之不易的财产与地位。李斯列举秦国四代明君重用外来人才而成就秦之强盛,其心机是以先贤类比自己,这句话除了赤裸裸的表忠也本足以提醒生性多疑而野心勃勃的嬴政:与宗室相仿,客卿也有为忠者与逆者。这句话除了自保还不惜将“逆秦”人才列为对立面,将其变成化解自身危机的牺牲品,李斯的师弟韩非的悲剧即为范例。

李斯最初信奉的是儒家学说,后来入秦向嬴政献统一六国之策而摇身一变为法家人物。他把法家的学说运用到政治当中,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在秦国建立之后做了廷尉与丞相。后来他又勾结秦二世、赵高陷害公子扶苏,自己也没有好下场,被赵高陷害而被秦二世处死。他早年游说秦国时正赶上水工郑国案发,嬴政发下令把来秦国的国外客卿全都赶走。李斯在《谏逐客书》一文郑深入分析招揽人才的重要性,大量的运用比喻与史实来讲,直至嬴政撤销“逐客”的命令。李斯在秦朝建立之后做了大官,此后又为嬴政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酸腐“雄文”,特别是秦始皇到处巡视游历,每到一个地方就到石头上刻碑,李斯写了不少这样的碑文。到了秦二世时期,赵高专权,李斯大权旁落而岌岌可危,于是转而写了一篇《论督责》鼓励秦二世用严厉的手段督查臣下。他用这样的建议取悦秦二世以表明自己的忠心,但没收到什么效果。他下狱后给秦二世上书诉冤,以说反话的形式说自己有多少多少罪,实际上却是在说自己的功劳。比如说:我做丞相三十多年了,我的罪过就是使秦国强大起来兼并六国,这是我的第一个罪过,然后又使秦国向南北开拓土地而进一步强大。李斯等秦国的客卿多数无法善终,堪称中央集权制国家顶尖人才大起大落的宿命缩影,远非一文之辩可扭转乾坤。

李斯说服嬴政的角度有三个:六国客卿强秦多功,秦国对六国珠宝美女来者不拒而驱逐客卿实乃重物轻人,驱逐六国客卿的实际效果其实是帮助其他六国招降纳叛。李斯说服嬴政的关键其实是水工郑国案的积极影响:水工郑国受韩命入秦游说,建议引泾水东注洛水为渠以疲秦人而勿使伐韩。嬴政命其主持其事,工程进行中为嬴政察觉其预谋而拟加诛戮,他说渠成将为秦万世之利而得以继续施工。后渠成,“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水工郑国这样“败事不足成事有余”的间谍放眼古今中外毕竟过于少见,更重要的是诚如李斯预测的那样,因为一个水工郑国就赶走所有的客卿将让秦国树敌更多。

李斯的《谏逐客书》阐述的“五湖四海用人才”思想至今对领导干部选拔外来人才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要真心求才。李斯从“跨海内制诸侯”的高度谏逐客之过,说服嬴政要真心爱才、广揽人才以加速完成统一、成就帝业。现在的领导干部更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带着感情做好引才聚才工作,为人才成就事业提供广阔的平台,营造重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第二,要放眼选才。李斯劝谏嬴政既要接纳各国的色乐珠玉,更要接纳各国的人才,并以泰山、河海为喻,说明只有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才能强盛国家。现在的领导干部更要有眼界、有胸怀、有器量,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拓宽选人视野,打破地域、部门、行业、身份限制,更多地发现与使用优秀人才。第三,要大胆用才。李斯用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强国图霸的历史事实说服嬴政对客卿与人才用人不疑、大胆使用,现在的领导干部在具体的用人实践中更要以对党与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信任人才,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的聪明才智,让大批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

李斯式“谏逐客论”思维适用于保尔森吗?亨利·保尔森(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1946年生于佛罗里达,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入职美国国防部,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与首席执行官。2006年就任美国财长一个月后首次访问中国,自称比以前的七十三任美国财长都更了解中国。“我从来没梦想过会在1994年到人民大会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的开业,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涉足中国的国有企业重组与股票上市,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与中国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相见。”2004年是保尔森开拓中国市场的巅峰之年,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准组建被舆论称为中国证券界的最大突破,保尔森成功地“曲线”进入中国证券业。他曾盛赞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中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并宣称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应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语言或那些散布煽动言论的人所左右”,美中两国有必要“以世世代代的眼光”看待彼此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就不能保持它的增长率。” “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发挥全球经济领袖作用的中国,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曾对中国领导人说“希望你们成功”,温家宝说他这句话是对中美关系的“画龙点睛”。保尔森则强调,自己作为美国财长将以中国未来的改革成效作为判断依据调整对华政策。马克·法贝尔投资公司总裁法贝尔认为,保尔森想把自己定位为北京与美国国会的中间人,他很清楚如果想在中国得到什么就不能采取强迫的盛气凌人的态度。2006年保尔森抵达中国的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至去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说这是中国金融界送给美国“老朋友”的“见面礼”。保尔森就任财长后第一次中国行的一大成果是启动双边高层对话机制,美方由保尔森领导,中方则由吴仪牵头。美国有媒体认为,保尔森的对华政策“高瞻远瞩”,既接受斯诺强调中国的汇率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配套又放弃斯诺高调敦促北京调整汇率的做法,这就降低了对中国政府的表面压力。保尔森能坐到财政部长的位子,据说与其“中国通”背景有关。保尔森从1992年起访问中国七十多次,直至高盛抢占中国金融市场的龙头地位。高盛协助多家中国大企业海外上市,包括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保险与中国银行,联想并购IBM公司PC业务的财务顾问也是高盛集团。2004年高盛成为第一家通过“买门票”方式直接在中国开办证券公司的外国投行,该方案的代号“汉克计划”取自该公司董事会对保尔森的昵称。《华盛顿观察》认为保尔森知道中国的金融官员是怎么想的,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彼得拉斯则强调“保尔森来自华尔街,而他的前任斯诺与奥尼尔都是来自美国的制造业,华尔街一向有经济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的传统。”保尔森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与首任主席,还支持好朋友桑顿辞掉高盛首席运营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2000年保尔森帮助承销了中石油的IPO,还是中国银行IPO的联席承销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认为,保尔森了解中国的金融领域,也了解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我相信他有能力处理好相关问题”。面对美国媒体对中国未来会否“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质疑,保尔森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以低成本制造商品取胜,但同时也要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人民币币值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005年保尔森所在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会在2040年赶上美国,对此保尔森委婉地指出“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半路上”,国有企业改革任重而道远,农业改革也是个问题,资本市场仍然很稚嫩,等等。谈判桌上的保尔森不可能人民币汇率问题手下留情,“屁股决定脑袋”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其位谋其政,保尔森作为美国财长只能以美国的利益为第一出发点。在磕磕绊绊的中美关系中,美国的政府与国会无数次使用过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的游戏,仅是惩罚性关税议案之前就已表演过三次,他们不可能靠这种游戏在中国获取自己全部想要的,但每次都会有所获,保尔森此次如此高高兴兴地回家显然是因为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远非人民币在四天内连创新高升值200多个基点那么简单。保尔森第一次访华是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会见,二人一起出席了由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共同举办的晚宴,宗庆后、南存辉等企业家在内的十三位中国企业家应邀到会。保尔森访华期间多次强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更要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保尔森则强调,“北京面临的任务不是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是中国不能继续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随着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确立而在实质上形成了全新的双边关系:中国提供廉价商品而美国提供消费,中国换回美元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金融资产。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甚至要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中国大幅减持美国的国债则美元危机会更频繁,中国廉价的商品突然消失则美国将遭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在保尔森的眼里,一个最有利于美国的中国是人民币能不断小幅升值以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但又不至于使中国经济陷入另一场危机。他第一个肯定中美经济是“双子星座”,中国不再是美国的“超级胎盘”。他强调,“一套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以及一个更加敏捷的、不受外界干预的货币政策对于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无通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保尔森的“中国情结”与美国减轻外交压力的博弈策略息息相关,自由贸易、强势美元、减税政策是其政策核心,而美国“双赤字”风险结构下外部失衡的问题核心则在于美中贸易逆差。保尔森强调“货币价值应由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决定,并反映经济的基本面”,这实际上给人民币长期相对美元走强带来了新的压力,这种来自于市场口径的“糖衣炮弹”比强加干预更能令人防不胜防。保尔森的“中国情结”也是特殊时点的有的放矢,即美国试图在多极制衡中限制欧盟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辞卑而益备者,进也”,中国领导人盲目陶醉于其甜言蜜语而不深究其因则会错失“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战略时机,惟有读懂保尔森的“笑脸”方可胸有成竹地坦然面对美国政客的川普式“变脸”。假如中国银行引进退休的保尔森来当“首席顾问”,他将如何应对川普式美国特色反建制派政客?“屁股决定脑袋”的政客适用于“中国通”保尔森吗?

前车有鉴,李斯式“谏逐客论”思维适用于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吗?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生卒于1820年至187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与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既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美国人。1861年林肯总统就职后不久即任命蒲安臣为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驻华公使任内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于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蒲安臣则曾协助中国对付骄纵跋扈的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1867年蒲安臣离任回国之前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1868年清政府第一个蒲安臣使团在上海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旧金山,宣传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与传教士,各国应对中国保持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具体规定是:“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该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美国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缓解了内战后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燃眉之急。1870年蒲安臣在圣彼得堡逝世,清朝政府为了表彰他担任驻华公使的“和衷商办”与出使期的“为国家效力”而授与一品官衔、抚恤金一万两白银。蒲安臣任驻华公使期间曾有一个美国人在北京为非作歹,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不少麻烦,蒲安臣听了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后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将那位美籍犯人处以死刑。很多满清贵胄怀疑蒲安臣是美国派来监视中国的卧底,毕竟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外国人担当中国外交官的。但就蒲安臣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来重新衡量,他的确是真心诚意地在中国供职。蒲安臣在任职中国外交界期间曾多次出使欧美各国,传扬中国文化而倾尽所能向外国人展现了中国美好的一面。尤其是他为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与外国的平等条约,这件事让他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鉴于李斯的人生悲喜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蒲安臣不是中国人就否定他对中国的忠心与贡献,一个外国人能赢得中国的信任更要靠他的个人魅力,如此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中国着想,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气量与心胸。当然,蒲安臣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囯,企图通过美国流氓头子华尔的“常胜军”控制中国军队,又通过洋务派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其阶级立场决定的,与外交立场无直接关联。就像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支持处死钟相、杨幺等农民起义军领袖,此类“愚忠”瑕不掩瑜,不宜脱离时代以今度古。

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敢于重用六国客卿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李斯对此功莫大焉。《谏逐客书》一文气势磅礴、文采飞扬倒在其次,其海纳百川的立意才是致胜的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就与此相关的开放包容精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闭关锁国则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李斯所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包容与海纳百川的气概,其前提是对各色外来人才的立场、能力与品行的审慎鉴别。唐代各色人种不分黑白黄、宗教不分儒释道、意识形态不分左中右等等都能被中华文化吸纳与改造,其中最成功的且影响最大的例子也许是佛教在中国变为禅宗了,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在被中国人民“同化”也与此有关。历代开放的包容的王朝都是真正有自信的,闭关锁国乃至盲目自大的王朝都是在自欺欺人中落后挨打的。尤其是清王朝丧失了历史给予的十几次改革图强的机会,现在指导这个执政党的马列主义思想也是在借鉴外来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对外来事物“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苏东集团与第三世界引进外来人才不慎于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而因噎废食则是反应过度的小题大做。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引进了哪些人才?秦国起家于中国西北苦寒之地(今甘肃天水)的秦王养马奴仆秦非子,在山东六国眼中属于疏于教化的异族,与戎狄比邻而居,较之于山(崤山)东六国文化相对落后而人才相对匮乏。但秦国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从奴隶中选用百里奚、从平民中选用蹇叔而用人不疑,为秦国后世树立了榜样。自秦孝公起,秦国六代国君都敢重用六国人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就了秦国文臣武将的出类拔萃,辅佐历代秦王开辟了大秦帝国的崛起之路。比如,嬴渠梁重用卫国人商鞅,嬴驷重用魏国人公孙衍、张仪,嬴荡重用楚国人甘茂,嬴稷重用楚国人 魏冉、白起与魏国人范雎,嬴异人重用卫国人吕不韦,都是大用大才的范例。

参考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则不难从《谏逐客书》一文中悟出现代社会组织工作的三点重要启示:第一,解放思想。诚如李斯对嬴政的犯言直谏:现在陛下您得到了昆仑山的美玉,有随侯珠、和氏璧……还不是为了使自己尽情愉快、看得舒服罢了。现在您对用人就不是这样,不问是非,不论曲直,凡不是秦国人都赶走,凡是客卿都驱逐。这样做就是重视美女、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人才和民众了。总之,引进外来人才要根除见物不见人的狭隘思维。第二,用好两种人才。例如水工郑国被证明是间谍后嬴政经不住秦国贵族的挑拨而对外国客卿下了逐客令,李斯的制止足以启示我们在引进人才的问题上必须处理好本土人才与外来人才的关系,在尊重和用好外来人才的同时也要使用好本土人才,争取墙里墙外开花一起香,将两种人才置于公平竞争的平台上“唯才是举”。第三,加强舆论引导。例如,水工郑国主持兴修秦国的水利工程,由于沿途地形复杂,工程量巨大,修了近十年未能完工,从而引起了各种非议,认为郑国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牵制秦国东征而别有用心的,加上韩国的“疲秦”计划暴露,秦国宗室乘机操纵舆论党同伐异,从中可见舆论环境对外来人才发展的重大影响。领导干部在外来人才引起非议时要加强舆论引导,尤其是要避免急功近利而为外来人才发展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反之则有可能危及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发布日期:2020-12-6 11: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