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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孔陈式制度化分赃只能靠毛式革命制止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何为“制度化分赃”?将坐地分赃巧立名目制度化之后以“合法”的形式将腐败“惯例”常态化。这样的腐败收益大且安全度高,但随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更为酷烈。“制度化分赃”包括权力集体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私有化“流转”如权贵家族等形式,在古今中外又有多种异化形式不断花样翻新。

为什么说贪腐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博主“硕鼠伐檀”曾对此如是说:

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78d47a0102yhqr.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78d47a0102yhqq.html

当然,七十年前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较之于现在的大陆官N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道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此说最早来自瞿秋白的“八七会议”讲话,后来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横征暴敛,攫取了近200亿美元的民脂民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中国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的“集大成者”,主要靠政治特权与经济掠夺掠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小地主阶级。其中,蒋家控制的机构有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宋家控制的机构有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中国物产公司、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孔家控制的机构有祥记商行(祥记公司)、广茂兴票号、晋丰泰票号、山西裕华银行、花纱布管制局、庆记纱号(主营棉纱)、强华公司、大元公司(主营五金交电)、中国兴业公司、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陵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升商行,陈家控制的机构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中国粮食公司、农业供销公司、中和盐业公司、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中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齐鲁企业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太平洋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最近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相关争议很多,比如蒋陈两家的财产实际上微不足道,孔宋两家财富的累积基本上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的范畴,与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认为,陈伯达的《四大家族》里有很多谬误,比如陈家根本不是大家族,两蒋非常清廉,孔宋两家原本就是巨富,其中孔祥熙、宋嘉澍曾是孙中山的金主,宋子文的家产里至今没查到贪污的具体事证;陈家主管党务,但陈果夫晚年连看病的钱都凑不够,葬礼费用是国民党出的,陈立夫赴美还要借钱养鸡,经证明二陈未见以公谋私敛财。但也有学者认为,“四大家族”为了掩饰贪腐才故意以上述障眼法做清廉秀欺世盗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张嘉璈档案中1939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显示,蒋介石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鉴于日本情报机关所做调查的目的不是公开发表抹黑国民政府高官,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国民党的支持者普遍质疑此资料的准确性。“四大家族”曾在中国大陆垄断的行业包括金融、纺纱、采矿你爱之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农副产品,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家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还直接参与“流转”农村耕地。“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有六个手段:发行公债、增加捐税、通货膨胀、外汇管制、实行专卖制与统购统销。龟缩台湾后“四大家族”的后人绝大多数没再踏上政坛,蒋经国公开表示不希望后人从政,孔、宋、陈三大家族在国民党内名声越来越差而后人从政基础坍塌,更重要的是“四大家族”后人见证了各自家族的凋零,从长辈的沉浮起落中洞悉了政治的黑暗,尝尽世态炎凉才是他们他们不愿从政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造“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新中国官N代有否李代桃僵之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蒋家王朝“储君”蒋经国曾亲自到上海针对孔家少爷孔令侃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打老虎”,但宋美龄一个电话就让蒋大公子知难而退了,如此“反腐败”岂能走完“最后一公里”?

老百姓往往是一看到贪官就会深恶痛绝,然后就说什么贪污是由于监督体系不健全造成的。也许明朝的反贪污监督体系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健全(甚至是及其残酷)的,但其执行效果依然差强人意,何以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堪称中国历朝历代开国之君当中最穷的一个,白手起家惨淡经营而天生对各色贪官恨之入骨。估计是元朝的官员贪污导致朱元璋同志吃了不少苦,家里人也死的差不多了。朱元璋同志登上大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堪称残酷的措施防止官员贪污。除了高压政策,朱元璋同志还建立了一整套监督体系预防官员贪污。截至目前,我们称明朝的反贪体制为史上最强并不为过。朱元璋同志先是设计了一个“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堂官(基本上在副部级以上)经手的账目。后来发现效果不明显,于是又设计了一个“都察院”,主要负责检查京官(大概在正处级以上)经手的账目。这两种机构都是监督住在京城里的文武百官的,后来朱元璋同志发现还不行,于是又设计了一个让后来人谈虎色变且被以电视电影形式拍过无数次的检查部门锦衣卫,由朱元璋同志亲自选拔、亲自管理,除了查处贪污账目还要监督各级官员的日常活动(甚至包括官员每一顿吃了啥)等琐事,只要是能查的都要查。后来这个系列里又加入了东厂、西厂,全方位、全天候、无死角的检查各级官员。以上是京城的反贪体系,地方上朱元璋同志也没放过。先是派巡按不定时抽查,后来发现这个官太小,根本镇不住下面,于是又派驻巡抚定期问案,最后巡抚直接倒向地方官员,于是朱元璋同志又派了总督,但效果还是不明显。明朝末期的督师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官职了,在这个系列之外还派了皇帝身边的亲信到各地不定时巡察,比如矿监、盐监、税监。最后连皇帝的贴身太监都派到下面去反贪污了,检查丝绸、茶叶等官员经手的账目,还有检查军队账目的监军。尽管如此N权分立相互监督,明朝的贪官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还是能列出一大串,比如严嵩、刘瑾、王振、江彬、严世蕃,等等等等,朱元璋同志的后代一个一个被啪啪打脸越来越响了!明朝的反贪体系如此强大,为什么还是管不住官员贪污?朱元璋同志在位时真敢对贪官大开杀戒,洪武一朝的官员动不动就被剥皮充草了,以至于官员上朝之前都跟家里人痛哭流涕地告别,因为这次去上朝不知道脑袋还能不能保住,中午还能不能准时回家吃饭。明朝帝都最初外放督察的官员是巡按,没有行政权而只负责监督地方官员,级别大概是七品官。巡按则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久而久之肯定能发现点蛛丝马迹,所以地方官员一般对巡按大人很客气。但客气没啥用,巡按大人也要吃饭,还要吃好的。话说回来,明朝官员靠那点工资想当月光族都不行,基本上到了月中就没钱了。时间一长,巡按大人就被地方官拉下水了,从此你好、我好、大家好,督察变成了坐地分赃的“大总管”。巡按不行,满朝文武一致认为官太小震慑不住地方官员,于是又派六部堂官挂上督察院的副职到各个地方当巡抚、总督。这帮人外放之后同样被一点一点腐蚀掉,最后大家都不分彼此了,该吃吃、该喝喝,都是兄弟是姐妹,开支都由种地的买单。至于太监,那方面不行,但捞钱比正常人厉害得多,一方面不行就靠另一方面补充。明朝末期的太监广泛深入军队与地方的织造厂、矿厂,监督成了副业,捞钱则成了主业。后来无论派谁去反贪、不断提高反贪官员的级别与人数都不行,贪污没治好,官员编制却膨胀了。通过明朝的例子不难看出,只靠官员反贪污肯定不行,因为干这一行也要吃饭,还要吃好的。最后就是反贪污没搞定,官员人数却越来越多。反贪者与被监督者一起吃着丰盛的酒席,欺上瞒下无以复加,N权分立也没用,买单的则只能是底层劳动者了。

多党制能不能遏制官员贪污?20207 有台媒报道,台湾当局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苏嘉全的侄子、民进党籍民代苏震清疑似操控公营事业牟取私利。苏嘉全牵涉的公营事业酬庸不止一桩,其外甥张仲杰早前在唐荣铁工厂时由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快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并将标案自肥全家,如今又被曝与苏震清接受企业私下邀请参访印尼,蔡英文的下级涉及利益输送疑云者众多。2019年陈明文在高铁“遗失”装有300万元新台币现金的皮箱而令人疑窦丛生,林锦昌、李厚庆入主“中华文化总会”后屡传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公司不断承包当局标案而获利近亿元,从网军杨蕙如等亲绿人士获得当局标案到与蔡英文亲信密切相关的两家绿营公关公司四年来拿下当局多个标案再到苏贞昌女儿苏巧纯的公司频频获得当局标案,民进党将“肥水不流外人田”做到极致,也让蔡英文口口声声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政党理念沦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民进党当局应对此类弊案的套路先是虚应故事百般粉饰,掩盖不住就全力“护航”,捂不住了又轻轻放过。2020年再度执政的民进党从“一人贪腐”到“集体分赃”,蔡英文以威权“护航”贪腐而全面开启“吃到饱模式”(意指无限量)导致台湾政坛贪腐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别看民进党当局现在“起高楼”得意洋洋,国民党那种“楼塌了”也是分分钟的事。蔡英文的心腹爱将、蔡办前秘书长、新任“行政院长”热门人选苏嘉全已被一系列弊案缠身而升官无望,N党制也治不住台湾的贪官们了。

美国在19世纪后期也曾经历“X国梦”式官僚资本集体膨胀的所谓“镀金时代”,但那个时代恰恰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与以权谋私的丑闻此起彼伏,最终激起权社会的改革呼声。1905年有个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区分其45个州的政治状况,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有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有25个州则是完全腐败。与美国腐败狂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了一切政治议题的中心。1873年马克·吐温发表小说《镀金时代》讽刺那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记者斯蒂芬斯则认为,“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这一时期的腐败丑闻席卷美国驴象两党盘根错节的行政、司法、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是最常见的,分肥制、盗窃国库与违规特许经营比比皆是。美国当时的参议员霍尔曾如是描述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当时的纽约州与纽约市的议会选举曾被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控制,垄断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曾任纽约市议员与国会议员,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控制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而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要送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曾任纽约市长,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时大肆贪污。1861年的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十年就搜刮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民脂民膏,有专家统计其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及其背后的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遭到很多质疑,甚至屡屡被调查乃至控告,但最后都能有惊无险,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卡尔多佐等大法官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当时有媒体如是评论:“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1867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组建莫比利尔信用公司,想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与联邦政府诈骗数千万美元,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竞选国会议员,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国会议员,其中每股一年的红利以达数百美元。曾任美国副总统的科尔法克斯持有大量铁路股票,事后显示被骗的工程款超过9400万美元,而实际工程费用不足4400万美元,其余的都被公司高层与大小政客瓜分了。由于涉案议员又众多,“莫比利尔信用丑闻”竟不了了之。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进步,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通过渐进改革,行政系统反腐败走到前列,加菲尔德当选总统之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入主白宫不到四个月就被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了,凶手认为对总统当选有功。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能力与功绩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与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美国的新闻媒体对反腐败的贡献也很大,1870-1920年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斯蒂芬斯曾将政商狼狈问题曝光于《麦克卢尔》杂志,1904年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记者在美国坊间号称“无冕之王”,但若对比当今中国呢?

古今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一再证明,面对“制度化分赃”侈谈体制内势力壮士断腕无异于与虎谋皮,在体制外势力强大且成熟起来之前不可能以渐进的和平方式制止之,只有在1927年至1949年毛式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多方借助体制外势力健全法制共享“X国梦”的河清海晏。值得一提的是,在何等程度上借助体制外势力才不至于“引狼入室”或“杯水车薪”是个次要的技术活,关键是不借助体制外势力则“制度化分赃”只会积重难返,而毛式革命的发动者何尝不也是一种体制外势力?区别只是体制外势力制止“制度化分赃”的渐进与激进的手段抉择的历史环境,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性足以决定体制外势力制止“制度化分赃”的手段(社会意识)应是渐进还是渐进的。

发布日期:2020-12-4 10: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