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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谦益与郑成功的师生之谊到当今台海两岸关系中的儒家思想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透过钱谦益与郑成功在明末清初结下的极其复杂的师生之谊,海内外华人华侨能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当今台海两岸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与发展前途?

《明史》对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谦益的评价是:“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钱谦益,万历年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礼部侍郎,东林党的领袖之一。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致仕在家的钱谦益前往依附,任宏观朝礼部尚书。顺治二年多铎带领大军兵临南京,钱谦益投降清廷,入京编撰《明史》,后被猜忌打压问罪下狱,经由柳如是几番周旋得以出狱。此后与柳如是在故乡定居,晚年致力于反抗清朝统治,多次组织北伐运动号召汉人反清复明。郑成功原为中国南明政权的大将军,清军攻入江南时其他诸位大将降清的降清,殉节的殉节,只有郑成功还在东南沿海抗清,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虽然最终被清军击退,但其坚持抗清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敌强我弱,郑成功后来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金门,随后横渡台湾海峡,击败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军,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公元1662年,因病去世。钱谦益与郑成功笼统来说是师生关系。郑成功当年曾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当时为大儒的钱谦益,在国子监任讲师,所以师生情谊可定。但令人愕然的是,这对师生最终选择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清军大举进攻江南时,同为南明朝臣的钱谦益与郑成功,一个选择了投降清朝,并且入清廷为官,另一个却选择了坚决抵抗,后来就算是在台湾那么一个小地方,也一直在坚持。历来都是老师是学生的表率,但这对师徒却让我们看到了学生给老师的表率。据说钱谦益后来一直在组织郑成功北伐,反抗清朝。但此举是在他被清朝革职下狱,回到故乡之后。所以算是他晚年洗白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他的爱国精神。不止郑成功一人,实际上在清军南下之际,钱谦益的老婆名妓柳如是还曾劝他投湖殉节,被钱谦益以“水太冷“为由拒绝。钱谦益选择投降清朝时,与他交好的两位好友,河南巡抚越其杰与河南参政兵备道袁枢不仕清绝食而死。对比之明显,现代很多学者想要为钱谦益洗白,只须看看他的同僚即可知其难度。当然,儒家弟子向来不乏伪君子,尤其是满嘴仁义道德而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程朱理学”大咖朱熹,女真人问鼎中原的文化推手急先锋,尽管其实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郑成功经过对儒学思想的学习,从春秋大义到对孔子华夷之辨的理解,进而经世致用仁政安民,成功诠释了儒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不仅推动了台湾的发展,影响了台湾人民的思想,也在后来台湾人民抵抗外来入侵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郑成功自身道德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对《春秋》大义的佩服与理解,从严“华夷之辨”到守君臣之义,郑成功基本上做到了知行合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都是儒学的重要概念,郑成功更是受到其中的影响与教育,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极为深刻,比如移孝作忠坚决抗清,驱逐荷兰收复台湾。经世致用是明朝末年儒家弟子总结儒学思想的重要成果。要国家富强,研究没有用的不实际的学问无益于精忠报国,从儒学思想中提取有用的东西才能经世致用。钱谦益不仅有丰富的史学与文学知识,而且对国家的政事、兴旺衰败十分关注,郑成功则深受其影响而经世致用,结合明朝当时的现状,在维护明朝统治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比如尊贤任才,仁政安民,开荒垦田发展生产,赏罚分明。从收复台湾到治理台湾,郑成功的治理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台湾的治理使得其儒学思想得以在台湾发展并深入人心。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对后期台湾社会、经济以及人们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及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影响了后期台湾人民忠义勇武精神的形成,影响了台湾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斗志与决心,不放弃光复台湾的精神。郑成功的儒学思想不仅让其为国家与人民奋斗一生,同时,也丰富了台湾的儒学文化,丰富了台湾人民的思想。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对台湾的文化繁荣与后期台湾人民坚持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成功既不强壮也不高大,在举起反清大旗之前实际上更像一介儒生,并没有领兵作战的经验。郑成功之所以以一介儒生的身份愤而起兵抗清,并在最后驱逐台湾侵略者,收复台湾,实际上与郑成功自幼受到的儒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分析郑成功的思想,我们能更好地了解郑成功本人以及他一系列政治行为背后的意义,这对于研究郑成功以及这一段历史都是大有裨益的。郑成功的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郑成功起兵反清。郑成功的道德观念主要是基于《春秋》而产生的,主要包括严格的“华夷之辨”以及“君臣之义”。所谓“华夷之辨”,最早来自于齐桓公以及管仲,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发动争霸战争,强调自身代表中华正统,战争是代表中华正统驱逐外来的夷狄,以此来恢复中华的统治。这一思想经过孔子以及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发展,成了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而到了明代,中华正统的代表则是明朝,而夷狄的代表则无疑就是关外的满族人,在“华夷之辨”思想的指导下,维护明朝的统治,对抗满清政权,则成了所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所应做的事。郑成功作为一介儒生,自然也是深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将这种思想应用到了自己身上。早在11岁时,郑成功就曾说:“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郑成功认为,汤、武德征讨是建立华夏文明,尧、舜的禅让符合的是华夏道德,可见11岁的他已对所谓华夏文明以及华夏道德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了。到了明清交替之际,他同样是坚守“华夷之辨”,坚决反对投降满清,甚至不惜因此与自己的父亲决裂。郑成功在回复父亲要求他降清的信中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郑成功认为,明朝灭亡实际上是由人祸导致的,只要有好的帝王与官员励精图治,华夏文明必然会重新崛起。所谓“君臣之义”则是臣子一定要忠诚于君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对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而对于郑成功来说,他忠心的对象自然就是明朝皇帝,具体来说就是南明的隆武帝。对于郑成功来说,忠诚于隆武帝本就是他作为臣子的责任,何况隆武帝对于他还有知遇之恩,因此他更是要为隆武帝付出一切。黄宗羲曾提及郑成功与隆武帝之间的一件事:“一日,成功见隆武愁坐,悲来填膺,跪奏曰:‘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有异志耶?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矣。’”同时《广阳杂记选》也记载道:“赐姓曰:‘臣父、臣叔皆怀不测,陛下宜自为计。’与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从我行乎?’赐姓曰:‘臣从陛下行,亦何能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郑成功向隆武帝许下了誓言,而他在日后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一直渴望着可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除了以上这些话之外,郑成功在顺治十七年得知永历帝播迁缅甸后所作的一首诗,也可体现郑成功对于“君臣之义”的重视与遵守:“闻道吾皇赋式微,哀哀二子首阳薇。频年海岛无消息,四顾苍茫泪自挥。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忆庭闱涕泗流。”“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结合在一起,成了当时人们常说的“民族气节”。所谓“民族气节”,便是要求人们在中国与汉民族的危难关头,能坚守住民族气节,与国家与民族共命运,绝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放弃大义。郑成功自幼受到儒家忠、孝、节、义等思想的影响,将“民族气节”看作重中之重,这在明朝存亡之际很好地反映了出来。郑成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台湾外记》中记载了郑成功是如何孝顺其母亲的:“忠孝伯赐姓成功,叩陛辞回安平。隆武曰:‘卿当此有事之际,何忍舍朕而去!’成功顿首曰:‘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回。忽尔病危,为子者心何安?以其报陛下之日长,故敢暂为请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隆武允成功驰驿省母,准假一月。成功谢恩出,归安平。”郑成功为了探望母亲,甚至可抛下隆武帝以及政事不管,足可见他的孝顺。但在面对其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并劝他投降清朝这一情况时,郑成功却决意与其父亲断绝关系,选择效忠明朝,郑成功在回复其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家本起草莽,筝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牒,畀剑印,视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致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除了将忠诚于国家放在孝道之上之外,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也体现了他对于“民族气节”的重视。在南京之役失败后,郑成功准备将被荷兰人侵占的台湾作为新的反清基地。他在同手下文武大臣商量征台大计时说:“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部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去年虽胜达虏一阵,伪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近为红夷占据。……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在郑成功军队的进攻下,荷兰殖民者被迫投降,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的台湾。在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写了一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经世致用思想是明朝末年出现的一种针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一种反思。当时的一些儒士认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研究的是空疏无用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对于实际的政事没有什么用处,正是这些学说导致了国家的衰败。这些儒士认为,应直接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有实际用途的、可应用在实际政事上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郑成功的老师钱谦就是这样一个信奉经世致用学说的人,他强调着眼于现实,以史为鉴。郑成功受到他的影响,同样对于经世致用的学说十分信奉,并在台湾实施了一系列关注于现实的政策措施。首先,郑成功在台湾设立了一系列的机构,以此来招揽人才与明朝宗室。郑成功还专门为阵亡将士后代设立了育才机构,这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在此前的超嗲是较为少见的。其次,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郑成功发布了圈地屯垦令,令曰:“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本藩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但一劳永逸,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兹将条款开列于后,咸使遵依,如有违越,法在必究,着户官刻板颁行。特谕!”郑成功实行的圈地屯垦的促使很好地促进了台湾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后,针对当时台湾民众对于儒家道德伦理知之甚少的情况,郑成功选择采取严刑峻法的治理方式,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改变台湾当时还比较原始的社会状况。《郑氏逸事》中记载了郑成功在台湾实行的严刑峻法:“虽亲族有罪,不少贷。有功必赏金帛珍宝,颁赉无吝容。伤亡将士,抚恤尤至,故人皆畏而怀之,咸乐为用。其立法,有犯奸者,妇人沉之海,奸夫死杖下。为盗不论赃多寡,必斩。有盗伐人一竹者,立斩之。至今台湾市肆百货露积,无敢盗者,以承峻法后也。”郑成功的这一系列思想,对于他在明亡之际的一系列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要理解郑成功在当时的一系列选择,了解郑成功的思想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郑成功本是一介儒生,能在明亡之际挺身而出并且在南明灭亡之后仍然坚持在台湾反清,当然离不开他思想中的道德观念与爱国精神的影响,而他在台湾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则是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而作出的。了解郑成功的儒家思想,也是了解台湾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起点,更是发展台海两岸关系的一个无可替代的精神纽带。

两岸关系一直是两岸人民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要问题,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都是炎黄子孙,都认同孔子儒学理念,两岸各阶层都能在儒学的信仰与交流中得到彼此的了解与认同。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振兴中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两岸人土与海外华人,华商与社会各界人土都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立场上,以公正、和平、仁爱之心与和谐喜庆之心超越党派利益、集团利益与政治偏见,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凝聚儒家思想共识无疑是一个高明的战略选择。孔子是两千多岁的作古老人,他的躯体虽然已腐烂上西天,但他的灵魂、精神、思想,理念,信仰,则永远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而且随着岁月的变化,时代的进步不断注入了新活力,将永远是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柱,同样也是凝聚两岸中华儿子的精神支柱。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并认三者之中民信最重要。这就向我们表明;经济力,军事力,民族凝聚力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凝聚力从何而来呢?这就是以儒家文明为整个民族树立的共同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形成的一种巨大力量,在共同的精神理念的信仰中,沟通两岸人民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力,价值力,信仰力是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理念,更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巨大力量。尊照仁、义、礼、智、信的儒学思想的精髓,沟通两岸人民的骨肉关系,以儒家文明构建的中华经济圈,以儒商与儒商精神构建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们以为是非常要。“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曾引起世人的关注,不少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经济中心将由美国转向亚洲地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更是世人关注。虽然经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一度进入了低谷,但很快复兴,而且现在仍在持续的增长,同样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是世人关注,以儒商与儒商精神构建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增长势头,同样引起世人的关注与重视。所以我们认为两岸关系,首先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增长热头一直有增无减,两岸的经济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增加了两岸人民的了解与信认,同一文化价值向不同的制度层面渗透程度有增无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成败与文化因素的相关性同样是两岸人民认可,与文化因素相关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政治制度,企业制度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只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影响着官方与民间的行为约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亚洲经济的增长,以儒家文化的单一因素来分折亚洲四小龙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的处理西方制度结构与本民族文化心理融合创新为儒学思想注入了活力,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应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所倡导的构建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本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儒家伦理,我们认为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而是以西方文明基础上构建的市场经济模式注入儒家文明的创新模式,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法制的市场经济模式,移植到东方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沃土上,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具有巨大的活力,所以创造了东亚经济的奇迹,同样更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这种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互为中介的整合基础上,构建的市场经济模式,它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也是两岸认同的模式。同共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经济发展之路,我们认为它是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我们都是龙的的传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以儒学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价值观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两岸人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分裂祖国,那种一中一台,搞台独的少数人,决对得不到两岸人民的支持,最终走入绝路而不可自拔。儒学伦理文化价值的认同,发展经济之路的认同。尽管我们有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观念,但我们可接“一国两制“原则,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台湾领导人最明智的选择。

进而,儒家思想看成堪称两岸四地的最大公约数。两岸四地虽然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一个中国,但社会形态、价值观各有特色。因此,认同一个中国,尊重四地差异,两者不可偏废,是彼此合作、交流的基石之一。论及两岸四地之间的差异,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带来翻天覆地变化;台湾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服膺三民主义,选举政治最为成熟;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崇尚英式法治,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澳门的资本主义颇为独特,博彩旅游业为主要支柱,社会非常和谐平静,与葡语系国家有特别联系。既然两岸四地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决定意识,有差异是正常的。但差异之中,除了共同发展利益之外,能否找到四地都认同、都不持异议的最大公约数呢?有!这就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第一,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道统承载者。中华民族有绵延数千年的道统,其核心就是孔孟之道;中华民族道统的承载者,就是儒家文化。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孔子学说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将中华文化的精华浓缩在《论语》一书里。孔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古人有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确立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就不可能有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基础;泱泱大国的数千年灿烂文明,没有儒家思想作为支柱,又怎会源远流长呢?怎会屹立不倒呢?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相比之下,软实力却没有得到同步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恢复儒家文化的崇高地位。孔子儒家有丰富完美的道德理论,如果得到广泛传播,配合制度建设,完善法治,就能整治社会的道德危机,也能消除腐败现象,更能促进中华文化的大发展!第二,孔子思想完全可古为今用。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就是面对三年前的国际金融海啸,我们也可从孔子的思想找到启示。只有重建儒家道德观念,才能有效拯救全球的金融困境。儒家文化的最核心内涵就是道德。具体说来,就必须以孔儒思想中天地人三才贯通作基础去改革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人类核心价值;用义利合一的商业伦理来取代西方的利益挂帅价值观;用儒家兼济天下及内圣外王的儒商互利原则取代西方理性经济与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扩张与霸道式市场侵占。只有立足在儒商文化的模式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和平及良性的共融双赢的商业规范与秩序;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建设才能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比如,大陆当今官场贪腐现象严重,以致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所谓官场腐败,简而言之就是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为人民币服务,以权谋私。如果在落实诸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的阳光法案等制度建设之外,再加强儒家文化引导,令官员们的思想境界由为人民币服务回归孔子《论语》所讲的天下为公,官老爷回归人民公仆,腐败现象自然得以遏止。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完全可古为今用!又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台海两岸和平发展所以近年来出现良好势头,归根结底,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定位得到正名即一中原则。反过来,印证了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鼓吹的所谓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根本就名不正则言不顺,导致当时两岸关系恶化。由此可见孔子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儒家思想超越歧见。必须指出,孔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二千五百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包括科学技术水平与今天当然不能类比,农耕社会、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生搬硬套到今时今日发达的工业化、城镇化、资讯化社会。孔孟之道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精神内核却是万古长青的,的确需要我们本着与时俱进原则,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作为良方灵药之一,针对、匡正当今的社会弊端,提振我们的道德文明!因受到五四运动支流打倒孔家店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反儒的影响,许多国人一度缺失了孔子儒家文化的教养,社会上出现道德滑坡、行为不端、西化严重等问题,可谓礼失求诸野。走过历史弯路之后,现在,尊孔弘儒的热潮逐渐高涨。由国家支持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多个国家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文化部于去年颁授了孔子文化大奖及十万元人民币奖金给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足以证明国家已重新重视孔子学说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视儒商道德精神!客观而言,孔子儒家思想有六大主要功能:一、能促进世界和平;二、能提升全人类道德素质;三、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四、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的精神轴心;五、能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六、能达致与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有精神轴心,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文化认同,中国人民一定要有精神家园;孔子儒家思想超越党派歧见,经得起跨时空的考验!

儒家文化一直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后大陆推行尊孔的政策而逐步拉近两岸的距离,进而借此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2011年元旦ECFA生效,两岸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接着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可大力发挥,以便增进理解与建立共识,并为未来的两岸关系打好基础与创造条件。近年来,中西方对于人权与价值的争论炽烈,相形之下,我方的话语权仍显纤弱。但目前大陆政府在国际上向许多国家提供纾困协助,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已做出重大贡也使得西方国家错愕顿足,一方面需要大陆的支持,另方面还批评中国的人权与价值问题,已陷入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导致东风日盛二西风日衰,情势明显。近一步观之,东西方文化的竞合与较劲,正处于黄金交叉的关键时刻。若两岸能携手合作,截长补短,相互呼应,共同强化中华文化在闰际上的角色与功能,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境提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新思维,难免东风不会压倒西风!我们并不完全否定西方的价值,因为它可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参考。但所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都有其源起,是否可将西方的观念应用于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若将观念强加于人,更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比如欧盟与德国抗议台湾的死刑制度,也许是因为欧洲国家经历了战争与独裁的统治,他们坚信国家不应杀害自己的人民。然而,台湾地区及大陆都没有杀害600万犹太人或掀起战争。相反的,中华民族都是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罪犯。当然,废除死刑是一个选项,未来是可考虑,但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不需他人指点。目前有超过80%的台湾人民不能接受欧洲的抗议,欧方也应理解。与此同时,西方应更谨慎判断东方的事务,以免引起误解与不愉快的后果。

当然,大力宣传郑成功式儒家弟子的杰出代表并对钱谦益式伪君子清理门户是儒家思想在当今中国执政党的统战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发布日期:2020-12-24 1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