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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骑墙“正统”解构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201986日《人民日报》引用习近平的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了很多办法,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因此而平静下来,2020年疫期中美两国的抗疫效果“冰火两重天”一度迫使国内左右两极公知集体失声,但拜登等美国传统建制派政客上台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斗争注定要越来越激烈,夸中国是“低级红”而骂中国是“高级黑”的意识形态极端思维势必变本加厉,自我标榜意识形态“正统”的中国特色骑墙“学术”投机分子又会如何首鼠两端?

以香港学生街头运动为例,超然于意识形态之外的骑墙式“大学自主”乃至“学术自由”都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港独”闹剧,香港的骑墙“学术”投机分子反对将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议题挂钩,在“本土主义”立场上无法取得共识不是因为价值观分歧而是对其落实到政策环节很难协调一致。叶健民教授等有民主思路的联席召集人则强烈地陷入意识形态偏颇,对为己所不悦的意识形态骑墙派学者发表侮辱性评论也无助于以民主思路探索香港政治“第三条道路”。如今,香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已充分体现于修正的香港基本法,尤其是充分支配了香港学术界建制派学者。但香港建制派政治团体还在进一步分化,其中的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站队”的严峻考验。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中否决陈文敏任港大副校长的委员都属于香港回归之前功成名就的政界、工商界与专业界的代表人物,香港政治矛盾深化对他们提出了严峻的意识形态考验。他们必须就是否坚持其传统价值观与利害关系明确“站队”。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多数成员否决陈文敏任港大副校长,建制派某政治团体立法会议员投票支持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双方偏向的都是相互不兼容的意识形态架构。随着香港政治矛盾继续深化,后者必须就“去留”之争做出抉择。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东山再起”之后,香港的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再也不可能避谈“正统”了,明确阐述他们的重要决定与政治立场已是当务之急。

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曾痛批中国大陆学术界“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标准西化之后。丘成桐认为,某二人的数学论文有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要至少半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网络上如此短的时间已对论文质疑,我肯定他们根本没有阅读这论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学术作风。而且这些评论没有留下个人名字,我怀疑有人恶意中伤。”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排斥,说穿了则是中国学术界的“正统”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会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执意要把二人的研究成果打压下去。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正统”投机分子早已控制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与新的院士的提拔,一句话就能决定某个学者的命运,想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出人头地就首先要对他们给足“面子”。某数学家曾申请院士资格,评审团拒绝的理由竟是“人品不好”,丘成桐质疑“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再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品格不好?”其实质则是崇洋媚外的意识形态立场作祟,“外来的和尚号念经”。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但八个演讲人里有七个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却没机会发言。粉墨登场的“正统”投机分子势力很大,高校、博士都要得到他们肯定才能获得研究资金或学位,不少后来者为此而不得不付出几百万元的“活动经费”!权力垄断对中国大陆学术界影响很大,导致其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很多高校的心思不在学问上,更对意识形态立场问题“骑墙”而醉心于怎么搞关系、怎么不被排挤与怎么拿经费。南方较富裕的广东省政府主动给高校学术研究拨款,教授的基本薪金也不错,但北方高校教授的基本薪金较低,必须更努力地与有关方面的“正统”搞好关系才能国家的经费资助。“这些朋党关系真的埋没了不少人才,年轻的学者为了不得罪人,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博士。学术环境不好,学生毕业也都出国留学。”

由此导致的“学术”弊病是有人出成果就有人中伤,“学术”朋党往往拿学术研究做买卖。后来丘成桐也预测到了“各方反应强烈,应该说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样批评北大,一些既得利益者肯定会不高兴的。”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宣称,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有一套完整的学术评价机制而不是唯西方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任何人才引进都要经过申请、推荐、专家委员会评审与经学校或国家批准等程序,被北大引进的人才多数在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并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北大在此类人才受聘期间还要对其评估考核以保障其充分发挥其学术能力,从海外引进的人才有特聘、讲座教授之分而在校任职时间、薪资待遇都有所不同。丘成桐则认为“北大引进海归人才造假说”是不负责的,面对此类答非所问的“正统”套路,即北大强调引进人才的质量而丘成桐质疑的是这些教授在国内的时间及其领取的报酬,即使有关部门的回应对此有所提及也极不具体。

中国传统社会给老百姓的印象往往是官场腐败、商界夺利而学术界一片清净,学者则超凡脱俗。但当今中国学术界已不再是一片净土,学者也不再两袖清风,吃里扒外等意识形态问题层出不穷。“关系圈子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冲突”,最近一项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评价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非常严峻”与“比较严峻”。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学者想赢得社会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与本质而言都只有通过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成就。但目前中国大陆高校教授职称是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却试图以教授为“升迁平台”发表文章、争取课题而不再重视教学。大学沦为“衙门”而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修养问题则更要深入教育机制问题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直言,“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试看当今中国之高校,从中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出一只没有杂色的猫还要难。当今中国高校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从中可见官本位意识的无处不在及其深入人心之深。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指望学者的自觉、自律而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无异于缘木求鱼。依现时的国情,学术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学术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通过意识形态体制的清理门户根除“正统”的官本位意识才有可能还学术界以清净。

2007年邹恒甫博客中致教育部长的公开信缘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将其从学校“除名”,前者是著名的“出口转内销”的民族主义者而后者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自由主义吹鼓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学术,投机的人多了就会有操纵权术的“正统”意识形态。学术与权术似乎是一对共生但又不可调和的博弈,首先意味着彼此存在着某种联系,曾想搞学术却转向非学术的“学官”管理纯粹的学者,导致权术构架于学术之上,学术离不开权术的支持而其中的权术又依赖学术的存在而存在。邹教授身为学者也归于“正统”的张维迎等世界银行与北京大学等机构的“一霸手”管理之下,双方的博弈意味着彼此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学术本来属于研究领域而与权术无关,有其独有的思想与规则以便学者追随更先进、更深刻的思想,而权术往往能在暗箱中操作,与学术在思想方式上有所差别,权术要树立权威就难免与学术迎头相撞了。学术独立的反面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学者有进取心而不畏权贵则难逃“劣币驱逐良币”,如果畏于权贵而意识形立场或左或右则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学术。“正统”的骑墙学者往往是当权者的宣传工具乃至高音喇叭,其职务则是膨胀其自身利益的护身符,上层想什么他们就喊什么,关键是意识形态顶层设计能否言为心声。由学术转向从政者大有人在,将其渊博的学识用于国家治理也是好事,但在学术界玩弄权术搞派系、耍手腕则是对学术的折辱。学术界的领导理应更有学者风范,不惧大权旁落,为了学术的革新与进步愿做更多的牺牲。邹教授曾强调,作为学术的领导首先要服务于学术,而不是以学者为踮脚石削尖脑袋往上爬。真正的意识形态正统尊重学术而不唯上,鼓励百家争鸣而为学术发展提供一方沃土。正因为学术的地位,加之学术界缺乏有效的监督,反对学术界“正统”投机的权术更显重要!邹教授抗命而被除名一事貌似纯属学者个人私愤,其中折射的种种学术异化则更多暴露的是深层意识形态病灶。

面对意识形态左右之争,当今中国高校的“正统”应对往往是以红卫兵式极左手段将中左言行曲解为“右倾”而分化之,抑或以法西斯式极右手段将中右言行曲解为“左倾”而分化之,直至左右两派都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显得“左右不是人”而被“正统”骑墙派控制的社会舆论平台孤立为“沉默的大多数”。在意识形态左右两极之间如此“正统”骑墙亦非痴迷儒家“中庸之道”,官本位主义才是其最在乎的。爱因斯坦曾说,“学术自由就是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传授认知真理的权利”。但对于什么是学术自由,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解释见仁见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意识形态泛滥成灾,不少学者为捍卫学术自由而反击麦卡锡式意识形态迫害,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了。被康奈尔大学视为该校最重要的校友、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也是捍卫学术自由的著名人物,但其所谓的“多解决些问题,少争论些主义”其实是在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正统”化张目,导致“向往”法西斯主义的蒋介石最终与其分道扬镳。被誉为“美国伟大教师”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尼尔林曾因支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被续聘,罗素则因提出宽恕婚外性行为的自由主义学说而被法院判决不适合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堪称迫害学术自由的范例,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之争往往涉及高校的教学内容、研究课题乃至教研论证等认知方面的问题。时代在进步,但此类学术自由之争在今天的港、台校园里依然剪不断理还乱。追求学术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与学术相关而与权术无关,没有学术因素或探讨的问题与学术无关则不宜随便挑起“学术自由”的幌子。打着“学术”的旗号争取学术之外的利益而偏离学术自由的范围,其误用学术自由的举止更不可取。罗兰夫人曾痛斥“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罪恶之实”,此类问题也常见于滥用“学术自由”的当今中国学术界。学术伦理是从事学术活动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假“学术自由”之名而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正统”恰恰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意识形态阵地的头号公敌。从首尔国立大学教授干细胞硏究造假、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篡改数据、东京大学教授假造研究成果、上海交大 DP芯片仿冒TI到哈佛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等违背学术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或多或少都与名不副实的“学术自由”言行有关。试看当今中国学术界,从大陆到台湾,一稿多投、电脑模拟制造文章与虚假评审等案例此起彼伏,都是假“学术自由”之名而行捏造、抄袭、侵占之实,因此都被列入国际学术杂志与国家研究资助单位拒绝往来的黑名单,与台海两岸意识形态之争无关,更与意识形态“正统”骑墙格格不入。

学术“正统”异化源于人性的弱点,与权术及其对待学术的立场、态度、方法与境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并深受学术的制度、风气与秩序的影响。学术制度应秉承学术自觉、尊重学术规律而坚守学术信仰,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与岁月沉淀方能成就真正的学术经典。学术是苦力活,但学者应以学术为业秉承学者品格追求学术境界,以真理与正义为皈依实现对人与美好世界的关怀,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官本位主义偷奸耍滑的意识形态骑墙“正统”。学术当然有必要与政治、资本、权力等意识形态要素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学术本真、坚守学术边界而警惕学术权力化导致的学术垄断、学术压制、学术交易与学术“山头”等异化现象,但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的前提是回归学术初心而唤醒学者心灵里的学术理想主义,营造良善理性的学术制度主义,达致学术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境界,搭建心无旁骛的学术生态而直指理性、民主、科学、文明、良善与正义的非极化意识形态王国。学术强国与教育强国相辅相承,学术强、教育强才能催生经久不衰的综合国力,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心无旁骛的学术王国。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结果不再是“学术”,而是偏离学术的“权”、“利”、“名”等等,这种意义的学术边缘化只会导致“学术”沦为权术的变体,一切“学术”都向权力屈膝并逐渐演化为“意识形态的注脚”,各色“学术腐败”也就应运而生了。“学术”骑墙脱离真正的学术中立则难逃“学术边缘化”,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正统”终将被左右两种意识形态两面夹击。

试看当今中国的高级研修班、EMBA班与商学院,混圈子、谋个脸熟才是意识形态“正统”投机分子去读书的主要动机。如果是公司与商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你在公司还必须有很好的关系,否则再优秀也会失去报名的机会,而有关系的再混蛋也能去混一纸证书。那里善于“空中飞人”的老师其实更像演员,而学员则自愿沦为花钱进场的观众。那里的老师往往会在上课前约法三章:只能接受他的观点而“不争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氛围越来越被人民币包裹而日渐稀薄,官员、明星、企业老总混文凭的现象在当今中国越来越常见,“博士官员”更成了一种炫耀“正统”的身份资本。追根究底还是学术向权术献媚作祟使然,高校里没有学术“硬骨头”则不可能催生实现“中国梦”的“民族脊梁”。相比之下,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反而因为没有意识形态骑墙“正统”而学术“硬骨头”屡见不鲜,鲁迅、刘文典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而不称“蒋主席”,甚至敢当面叫他“新闻伐”,蒋介石若按“大清律”以“大不敬”治罪则刘文典在劫难逃。蒋介石盛怒之下当众打了刘文典两个大嘴巴,刘文典则当众飞起一脚踢到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冷汗,但并未以“刺杀领袖未遂”等吓人的罪名定刘文典死罪,而是只下令关押了七天,类似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论处。历史讲究“无证不立”或“孤证不立”,鲁迅在《知难行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此事轰动一时,刘文典因此而在业内被视为敢做敢当的英雄。见到领袖连大气都不敢出而只会点头哈腰的学者是不可能如此“狂悖”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出狱后刘文典还在清华任过教而并没被一撸到底,但历史上因为得罪权贵而永无出头之日的学者无疑更多。陶渊明因为不愿对一个缺品少位的中年油腻督邮鞠躬作揖而“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人格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恐怕早已沦为“正统”绝缘体。中国学术界讲骨气自古有之,现在的校长连见到书记、省长都挺不直腰杆,如此“正统”岂不有辱斯文?

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的街谈巷议中似乎既陈旧又不招人待见,追根溯源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思想倾向、阶级民族立场乃至爱国爱党情操,以此对人划分三六九等或奖或罚而搞得稍有历史经验或历史认识的学者都会对“意识形态”这个词投怀送抱或反胃不止。实际上,“意识形态”这一称谓的字面意思只是“观念学”,在哲学史研究视野里与政治思想关系不大,反而与现在的老百姓常说的“三观”非常接近。费尔巴哈曾视宗教为一种极具异化性质的意识形态而口诛笔伐,只是到了马克思、列宁这样的革命家那里才让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意味空前加强而成了批判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手段,进而成了唤起无产者反抗意识并联合起来发动暴力革命的工具。将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立场或者国家政权则有陷入把问题极端简单化甚至根本抓不住重点的危险,讨论或理解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于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虚假的精神认识,而应在于这种虚假的认识是以何种策略何种手段何种物质基础使绝大多数公民虔诚地相信其真实性。更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策略或手段一定是政治性与强迫性的吗?政府、行政机构、法庭与监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家强力机器,一个政权或一种意识形态的维持与盛行当然离不开它们,但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保证,老百姓往往会对家庭教育、学校、医院、流行杂志乃至电影电视节目的潜移默化的暗示与规训过于“中立”而“小觑”过度。阿尔都塞重视区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前者是强制性的,而后者作为家庭、宗教、学校与大众传媒甚至爱好者协会的组织形态与运作面目往往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是人类对自己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统一”。意识形态能不能镇得住老百姓,取决于具体的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有没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位电信诈骗自然骗不了你,认识不到位发在旅游杂志上一张风光大片则可让你叩头拜师。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控制足以渗透到个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的绝大多数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控制与规训的反抗导致暴力推翻某某政权不再可能;就算政权被推翻了,微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宰制机制依然存在,好比给一群奴才再完备的民主与法制也无济于事。意识形态并不单指大众的某种统一的认识,但真理知识也可被理解为某种意识形态,进而涉及每一社会个体如何全方位把握“社会的真实存在”。如何运用灵活多变的写作策略、论述策略与实践策略拒斥乃至改造“正统”骑墙而喧嚣一时的意识形态?洞穿意识形态迷雾的能力与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视野绝对是正相关的,知识有助于我们认识物质对象是什么,进而认识自己何以成了现在的自己乃至反思自己为何这样理解意识形态而不是那样。卡尔·曼海姆认为无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难逃意识形态范畴,但只有足够宽广的知识视野才能使人获得左右互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能力,而片面狭窄的知识储备只能勉强骑墙而任凭忽悠。社会存在大得没边,当今世界的社会分工与学科门类如此庞杂,在21世纪的“后真相时代”谁也不可能对所有领域了若指掌,而且绝对的真相就像每个人的“自我”一样永远无法抵达。但无法抵达不代表对无限逼近的追问的否定,更不代表谁都不得不苟合意识形态“正统”的反智之风,其最拿手的把戏则是把较为小众而深入的学术争鸣扣上艰涩难懂、名词太多而玄奥空洞的帽子。我们只需明白极端复杂的社会存在,想听“正统”的炕头大白话则如同丧心病的春秋大梦。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斗争。诚如徐克借金庸笔下的“任我行”之口发出的感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江湖就像一张大砧板,小人物想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中上生存下来而避免沦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除了尽量提高自己的本事,最重要的就是站好队、抱对大腿、找准靠山。金庸笔下《碧血剑》里的洪胜海得罪孙仲君而被追杀得如丧家之犬,被迫投靠满清避难,后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遗孤袁承志以武力收服,被迫站队却歪打正着,不仅成功洗去了“汉奸”的污点,而且“背靠大树好乘凉”,再也不用怕仇家追杀,自己也从此跻身于江湖“上流社会”,算得上小人物“站队改变命运”的经典案例了。比洪胜海眼光更准、运气更好的小人物韦小宝堪称其中登峰造极的一个,出身妓院的小流氓能官拜大清国抚远大将军、一等鹿鼎公抱得七美归,首先与其善于站队有关。康熙还没掌握实权时韦小宝就以赌徒特有的直觉抓住了这棵当时并未成材的“小树”,冒着生命危险擒杀权势熏天的鳌拜。天地会、前明公主九难师太都指望韦小宝能担起反清复明的大任,但他玩的是“长线”,对康熙这支“潜力股”继续加持而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力促“潜力股”升值而成功清仓套现。如果站错了队,小人物永远只能是卑微的沙子而人人都能踩之于脚下;一旦站对了队,此类“正统”就像钻进河蚌里的沙子变成了珍珠,身价倍增而飞黄腾达。意识形态“站队”太复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意识形态“站队”是一道单选题,最忌讳脚踩两条船,否则哪只船你也踩不稳,最后极有可能被丢进河里淹死。就像预言中的鸟族与兽族混战过程中的蝙蝠不知自己是鸟还是兽,于是见谁占上风就投靠谁,此类“骑墙派”终将被两边一致讨厌,鸟不鸟、兽不兽而沦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夜游神”。世间能有几个韦小宝?除了玩弄权术的天才,谁敢在意识形态刀尖上跳舞?最后韦小宝的归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踩船太多,再玩下去总有一天会身败名裂。第二,意识形态“站队”就像赌博那样有不可预知性,谁都不是能掐会算一选就对,凭直觉、靠运气的小人物本来就没啥本钱,一旦押错了宝则会血本无归,搞不好连小命都要赔进去。《碧血剑》里的李岩自以为看准了李自成能安邦定国,于是忠心耿耿地唯其马首是瞻,岂料“闯王”攻占北京后迅速腐败而兵败如山倒,自己更是遭到猜忌而被迫自杀。第三,意识形态“站队”的主动权往往不在个人手里,小人物被意识形态“正统”强奸、轮奸或诱奸的无奈抉择往往会更多。多数人不愿站队是因为害怕被卷入派系斗争而只想置身事外,但只要是在道上混,站不站队都由不得你。《鹿鼎记》里的沐王府四大家将的后代其实就像一群“童养媳”,生下来身上就刻着沐王府的番号而容不得你选择;《侠客行》里的狗杂种就算只想当个普通乞丐也很难,生生被拖进几派的明争暗斗而不能自拔;《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因为身负绝技而被魔教威逼利诱,少林、武当等“正统”则劝他担起大任,岳不群也对他暗送秋波,但他哪一派也不想招惹,我只弹琴唱曲喝酒行吗?不行!你这样的顶尖人才不是站这个队就得站那个队,不为我所用也不能留给别人用,否则就只能灭你没商量了!要不是金庸先生笔下留情而让“任我行”大魔头提前领盒饭,令狐冲想跟任盈盈一起“笑傲江湖”就更像海市蜃楼了。意识形态只有是非之地,哪里有“逍遥派”的容身之所?

历史一再证明中央集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意识形态防线被攻破后其他防线也很难守住。在帝官封“三座大山”反攻倒算的“新冷战”时代,中国在意识形态阵地上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是不断调整中国特色的制度、理论、文化与道路以使其越来越有说服力,而这显然不是“学术”投机分子一句“正统”就能一招鲜吃遍天的。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切实负起意识形态领导责任而对阳奉阴违的“正统”骑墙党员干部清理门户,这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任务的前提之一。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意识形态斗争要敢抓敢管、及时亮剑,不做打着儒家“中庸”旗号的“骑墙派”,不做意识形态阵地上“脚不沾泥”的“开明绅士”,不做意识形态斗争中“爱惜羽毛”的“老好人”。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地打击各种意识形态“正统”骑墙派。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务须旗帜鲜明,关键是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意识形态建设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着力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而让张好古式“连升三级”的“正统”骑墙套路不可能在党内泛滥成灾。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务须坚持党性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与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与办新闻网站而不被自称“正统”的骑墙新闻从业者投机,把各级各类媒体全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颜色革命无孔不入的21世纪,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阵地不再是社会边缘人望而却步的“鬼城”,中国特色党管媒体原则尤其是要贯彻到新媒体领域,从事新闻信息服务的有媒体属性与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其中,新闻信息服务与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准入管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就要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抵制“价值中立”(其实是中国特色“正统”骑墙派推销的另一套西洋马甲)的西方新闻观等“普世”观点的影响,做好时代风云的忠实记录者、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者与公平正义的耐心守望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但也不回避社会阴暗面,重视做大做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舆论而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公信力。

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是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乃至国家稳定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当代中国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而切忌被“正统”骑墙派恶意曲解乃至首鼠两端。人民有信仰才能让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关键是如何界定不同信仰的相关概念,比如“富而不强”、“被民主”、“政治不文明”、“维稳架空和谐”、“自由排斥平等”、“法制伪装公正”、“爱国但不敬业”与“伪善失信”等争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统”投机分子则不可能胜任此类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而往往会“复制”更多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中庸”骑墙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而不是自欺欺人于“中庸”式假大空。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在神州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并落实为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与制度保障“一个也不能少”,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要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意识形态建设要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学校教育,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充分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与关爱英雄的氛围,直至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全方位地体现到宪法、规章与公共政策中以避免“空转”,在转化为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之前不宜“浅尝辄止”。习近平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要落实这一点,从西方国家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到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必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则不宜“中庸”骑墙。在警惕借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西方意识形态抹黑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部分的同时也不必对其糟粕部分“护短”,构建无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才有可能抢占共产主义普世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发布日期:2020-11-30 9: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