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华裔网 >> 遗存推荐

中国是不是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文明”

华裔网作者:陈俊杰
 

 白鲁恂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文明。但也有亨廷顿、福山等西方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而与此遥相呼应的中国学者似乎更多。

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西方不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与西方有着根本性的截然不同:第一,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两千多年之前中国就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还有孔子、孟子、孙子这样的智者,中国的盐与食物都与众不同,因为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第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比较独特。西方经常在多党制、票选制度等他们认为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方面批评中国,但中国人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往往高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传统上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合法性体现在国家被中国人视为融合了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中央政府实施着一种仁政,以及科举等制度选拔能人而保障了国家的能力。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依然强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制度,看看眼下特朗普执政的美国与面临脱欧的英国的混乱局面!第三,中国与西方的对外关系不同。历史上中国与西方都认为自己的文明能作为世界的规范,欧洲以殖民方式征服世界。历史上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最多与邻国有某种朝贡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体系。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想要成为一个霸主,西方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经济-军事-政治-思想”模式,中国靠的是“经济-文化”模式,要把中国的崛起放在一个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研究中国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历史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当下。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惠国,宽泛的看则是欧亚大陆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自然会有积极与消极的回应,尤其是很多中国学者并不需要为了西方国家负面的反应或观望态度而烦恼甚至去回应。对于“一带一路”,一是要放到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去看。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5%,发达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发达国家的GDP1970年中期却占世界GDP2/3;到了200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占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今天,发展中国家已占到世界GDP60%,富裕国家不到40%。中国的成功就是发展中国家逐步获得增长中最优秀的一个案例,中国给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这类贷款甚至大于西方控制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是西方殖民者做得比较少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当下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投资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了贫困,进而在其他地方也创造奇迹。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没有最后终结的时间点,“一带一路”也将超越几十年。2018年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发生的速度较快,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预计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将转到中印边境。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向西向南发展,但世界经济的重心依然会往东继续前进。“一带一路”代表1945年之后确立的世界秩序、规范、价值理念正在被替代或改变,新的世界秩序在中国的推动下必定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大爆炸式的或激进式的,而很多西方学者唱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人口规模的恐惧。二是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的实质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观点,不满的重心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西方国家内定了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否定了多元市场经济的可行性。1972年至2016年间指导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的假定:一是中国不会赶上美国,1978年中国的经济只有美国经济的5%,美国绝对不会想到在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中国的经济规模竟然超越了美国。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一定会在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越来越像一个西方社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个假定是思想上的巨大错误。只要美国不想接受中美力量改变的现实,中美摩擦还会持续很久。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有创造力的国家,而不是“山寨”国家。腾讯、阿里、华为做得很出色,但也不应对此感到惊奇。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创新,总体经济规模每七年就翻一番,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创新与发明,整个人口都是如此。西方世界在大幅衰败,视野就容易变小而产生怀旧心理,患得患失而不是向未来看,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则决定了中国人现在的视野更开阔。

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认为,中国人有一种自信,总觉得自己本就该在制高点,目前的情况只是因为一些意外,之后慢慢积累终将回到那个位置,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冲突。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认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因为近2000年文明成果的认同。中国的文字、语法、思维逻辑一直没变,那里是一个早熟的世界。中国的军事战略、政治文化是一以贯之的积极防御,比如毛泽东在60年代对印度的次军事决策,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之后迅速撤出,放回了俘虏,只是占领了战略制高点,毛泽东说“印度不是我们的敌人,敲打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这在基辛格看来,这是“攻心为上”,是在用千年前的战略思维解决现代国家的争端,这在西方人眼中非常不可思议。“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在他看来,西方的战略好比国际象棋,追求结果;中国的战略好比围棋,追求“势”。中国人向来不追求一时的决胜,喜欢“论持久战”,喜欢比拼历史的耐心。汉高祖白登之围,唐太宗渭水之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战太原会战失败,1996年台海危机,形势都很危险,但中国人不追求一时的决战决胜,而是希望能一步一步积累优势,最终“攻守之势异也”。基辛格认为,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有很多“顽固”的东西,这些东西让他们不可能真正被同化,西方世界也不可能真正接纳他们。在中国传播科学与理性很容易,但如果在中国推销价值观与宗教信仰则根本不可能,因为仁爱、善良都是很多人的农民祖先挂在嘴巴上的常识,没有什么新鲜感。你要说平等、人权,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敢大喝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连共产主义也能找到“天下大同”的根源!基辛格强调“美对华政策首要目标应是保持两国关系和平稳定,而不应是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推行美式民主。美国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暗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也暗合基辛格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论中国》一书强调中国是个世俗国家,没兴趣对外输出宗教信仰与价值观,中国的统治者认为对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但又欢迎他人来学习。

汤因比以挑战-应战模式赋予人类以能动性与文明以再生性并在斯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路线上继续前进,甚至于把人类的希望放在素来被认为与历史无关的中国身上,从而震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与解体的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原因,即创造性少数的蜕变导致此文明创造力的丧失与自决能力的终结。他发现古希腊罗马模式不足以概括与解释许多文明解体的情况,于是抛弃这种模式(也许这就意味与象征着抛弃了西方中心论)而将古希腊罗马模式与治乱循环的中国模式有机结合,认为前者普遍适合各大文明的早期历史,后者则普遍符合各大文明的后期历史。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以损害落后的多数与浪费不可替代性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至今仍在这条充满灾难的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并且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困扰而无法自拔。汤因比对西方国家的结论是“走火入魔”,认为它们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与智慧来解救它们与人类”,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应是把西方的活力与中国的稳定性恰当结合。汤因比认为西方的活力使得非西方的多数人类不能继续不变地维持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爆炸性不受到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汤因比从历史的经验中推论到,西方的地位下降后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融汇会产生一更丰富因而也许更有收获的“文化混合体”,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就是“西方活力加中国的稳定”,这种方式“不仅是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为了将搅乱了整个人类的西方活力柔和降服,使之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没有破坏性的力量,汤因比将目光转向东方。中国人在西方侵略带来的一连串耻辱面前也许会想:我本性上不喜欢现代技术,但为免于再次的挨打与捍卫中国的尊严,我们必须迎头赶上现代西方;纯儒家的反应反映在本质上是“温和稳健的”,汤因比认为毛泽东的中国的选择与实践正是后一条道路。经几千年的积淀而漫游国人血液的儒家人生观根深蒂固,必然使佛家、毛主义者及其之后的任何一种主义与实践染上儒家色彩。汤因比提醒西方观察者不要低估中国将“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同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从而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他肯定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统一的无与伦比的本领与成功经验给中国“指派了促成人类统一与安定的角色”,这样的统一正是今日全世界的绝对需求。汤因比把文明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部分,其中文化是核心与灵魂,政治与经济不过是其表象与其活动的媒介,与熟悉经济决定论的中国人的一般想法正好相反。中国自1840年以降一直自觉与不自觉地认识到并正在摸着前进的中国式道路与人类新的可能性与二者的关系,但也不宜低估甚至忘记或蔑视这种可能性,中国传统的“正题”以现代西方的“反题”碰撞融合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综合体”。从此“合题”中开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道路、提供人类一个“全新的文化支点”,受过现代教育的非西方人对这种东西方文明观也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认同倾向,这就是萨义德批判的西方的“东方学”在弱势一方即东方人特别是在东方知识阶层中的“生成性”,比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所谓的“全球性话语”且“用这种概念化的历史(线性历史)来改造”中国社会,近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倡言“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不必反对以西方概念分析中国改造中国或把中国“融入人类文明主流”,这是中国在遵照西方线性时间将“中外”问题转化为“古今”问题后的必然产物,是在既定概念与价值指引下的“社会工程”(哈耶克语)必需的。但新的非线性时间与历史现确立后,我们有必要有必要也有责任对中国能在哪些层面上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重新思考,而这就必然涉及以新的科学世界观、时间观与历史观为基础对何为“中国文化”、何为“人类主流文化”细致拷问。当代史学的新趋势之一是关注各个地方的人类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这种非线性的研究方法及其精神与中国文化“敬鬼神而远之”(孔子语)、“正德利用厚生”(《尚书》)的精神及其衍生的的历史哲学相似,即通过人自强不息的努力而实现可望亦可及的王道目标“生平世”或“太平世”(一世即三十年而非西方的千年时间观念)。非线性研究方法与中国内部视角如何体现的问题得到了知识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如盛洪从制度经济学出发对于近百年中西文明之争的新结论,蒋庆从政治儒而非心性儒学开出的新外王框架等。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鹊巢鸠占弊病极大:第一,即使承认西方文明的是人类文明主流而中国只是一条必然要汇入的支流(如果还承认中国文明的仍然没有消失或死去或有能力有资格汇入),按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概念,中国这条支流也只能从自己的国情中挖出河道来,这条河能否汇入主流则是另一回事;第二,持此类论调者很容易失去观察问题的开放性而滑入违背自己初衷的教条偏执倾向,因为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看不到中国文化蕴涵的丰富可能性与中国道路的超越性努力的意义,很容易从“人类主流文明”出发将中国人民在这场伟大试验中产生的某些新鲜事物宣判为“低级的”、“封建的”、“变形的”,因而也必然是“暂时的”、最终要予以消灭的或自动灭亡的;第三,西方文化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倾向往往抽象出永恒不变的普遍概念,用西方的经验与概念否认或看不到其他民族的传统与文化的合理性及其蕴涵的丰富可能性。赛义德认为,“自由人文主义——历史地看,东方学是它的一个分支——对使我们能达成真正理解的,那种扩大了的、以及不断扩大的意义过程而言是一种障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用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改造中国是为救亡保种而不得不然的“弃夏从夷”,那么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性文化复兴中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也不过是为救亡保种而不得不然的“从夷复夏”。中国的所谓的“文化复兴”对己断裂且遭残的中国文化的抢救性保护,而文化多元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乘着全球化浪潮几乎席卷一切文化之际提出的。一个人乃至一个小国可能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之化而无大碍且可能发展的更好,中国这样有唯一的五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的文化得到新生或转化、复兴能使国人的心魂得到总体性的安顿,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理性与凝聚力就能永续。汤因比把中国“文化的独立”作为中国能承担起人类希望的前提,约瑟夫·奈认为冷战后对文化之忠诚将取代以往针对民族或国家的忠诚而成为最主要的力量凝聚中心,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是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增值器。中国不可能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与多元主义的泥潭中奢望“中国应对于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将此作为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不能在一厢情愿的“和合”及其导致的救火式的外交反应中怀抱新兴大国的梦想(中国自近代以来一味强调和谐,以至于似乎中国的文化的精骨髓就一句“和合”可了得!)。中国能否成功崛起,西方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统治能否“回复到与当今其它文明和平相处”(汤因比语),人类在寻求各大文化共存的历史过程中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文化起点,都取决于中国文化的独立与新生。以前国人老是说政治觉醒、历史觉醒、伦理觉醒,现在该到“文化觉醒”时了。中国文化之心魂一日不醒,中国这头狮子则一日不能成其自身并从而真正醒来。中国人最后之觉醒乃是文化之觉醒,而首先打开此历史过程的将是国人对其文明史的觉醒。

张维为同意雅克的说法,进而强调这是中国较之于其他古代文明更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首先,从文明的纬度来讲中国有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分界线在于春秋时代,商周或更靠前的历史时期可简单归纳为中华古文明,春秋之后则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前者保留了奴隶制,社会趋同于同时期的三大古文明,虽然摆脱了传统的茹毛饮血人类生存状态,从原始部落社会进入了有象征意义的国家社会阶段,但从社会治理上却没有典型的进步,比如依然靠神学解释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人际关系处理没有基本准则,社会形态依旧处于原始状态。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大爆发客观上分化了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当时治理国家,比如法家,道家,儒家……事实上确立了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如果把中华文明看做一个系统,其雏形来自春秋时期,大成于汉王朝时期。中国的国家状态确立于秦王朝时期,但中华文明的文明状态确立与汉王朝时期,现在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不是国家状态而是文明形态,文明的传承与认同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苏联或欧洲一样分裂或肢解。汉王朝真正决定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在于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治国的文明概念贯穿了此后中国发展的两千多年时间。西方崇尚的赛先生德先生在中华文明中早有体现,只不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国家状态被知识分子忽略了。汉王朝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形成时期,但其功绩被大大忽略了。中华文明参考的纪元元年萌芽于春秋时期,确立与发展于汉朝时期,大成于隋唐时期。中华文明只有2800余年。中华文明何以历久弥新?中华文明的核心“礼”即便到现在也是中国社会中无法磨灭的教条,比如三纲五常、尊老爱幼。现在中国很多人被西方的自由主义影响,但礼乐崩坏带来的必然是社会混乱,之后能否形成支撑社会继续进步的制度或治理方法?西式自由主义一定会变成阻滞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毒瘤,甚至会引发种族灭绝,因为西式文明并没有中华文明中关于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完整描述。法律拯救不了社会,虽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完整的涵盖人的复杂关系。人的角度不同,地位不同,想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没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做引导,这个文明一定走不长久。从宗教与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这个方向分析西方社会与有类似于情况的中东国家,西方避免不了中东国家现在的遭遇,高福利掩盖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大危机的产生或两者关系的失衡都会引发西方社会的大动荡。

宋念申认为,明朝的朝鲜战争与满洲崛起带来的区域震荡在权力政治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开启了东亚地缘新格局,当代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格局,新的世界秩序沿用、改造了“天下”机制并大大扩充。认识东亚早期现代秩序有两个维度:“中华”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与“天下”格局的维持与重塑。朝鲜、日本、越南的儒林社会以“小中华”自居,但各自表述下的多元并不影响对新的天下秩序的认可,这是由区域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交错的权力关系决定的。中国学者爱从中原视角出发理解清朝,强调清如何运用国家管治术整合帝国与周边,比如用理学治理中原,用藏传佛教统合蒙古,以朝贡制度规范朝鲜越南琉球,但这套以帝国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叙述模式到了民族主义时代必然遭到反弹而催生一个相反的叙述线索,即“被统治”或“边缘”的族群作为当代国家或民族如何在反抗“清(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过程中过渡到现代。当代学者受新文化史转向的影响主张从周边来消解宏大叙事而批判大一统逻辑,但如果仅仅是为反而反,一味强调矛盾、冲突与对抗则仍然会把多元的历史简化割裂儿摆脱不了线性逻辑。有清一代延续近3个世纪,很多方面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仅靠单边高压或国外学者说的“殖民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则解释力很有限。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取消了历史的多元互动,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有自信,开放、包容的学术研讨最终会带来更丰富的视野与成果。17世纪的东亚“中华”参照系模糊了,但“天下”秩序还在并不断纳入新内容,“天道”、“天命”受儒学世界崇奉且受内陆草原世界信仰的观念统合了东亚区域,“中国”在域外交往中作为多族群单一国家的身份逐渐清晰,不但首先以平等条约方式划清了与俄罗斯的边界,而且以宗藩原则与朝鲜、越南等定界。区域内国家的主体意识相应强化,区域秩序中还加入了条约、自由贸易等外在于传统宗藩礼制的内容。欧洲基督教世界在满洲政权入主中原后第四年签订结束威斯特伐利亚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民族国家的开端,其重要遗产包括确立国家的主权地位,各国之间关系平等,宗教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等等。与东亚地区的震荡一样,主权/民族国家的兴起使本已摇摇欲坠的欧洲“道统”(教权与皇权)更不重要。战争期间霍布斯以社会契约精神论证了国家绝对权威的内在来源,诞生于长期宗教、政治冲突中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并非事先构想好的宏伟的文明蓝图,而是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中各方边打仗边讨价还价的产物。参与签署这一系列条约的各方代表连共处一室的机会都不曾有,更谈不上树立了某种先进、超然的观念,其一以贯之的逻辑是在法国首相黎塞留身上体现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暗中资助新教国家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同时严防德意志统一做大,不顾自身是天主教国家而加入新教国家阵营,把个体国家置于宗教法统之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天下”秩序都只是区域性制度安排,欧洲国家无论在理念还是实践中都无意将其推广为普世的制度。主权平等解决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均势问题,一旦出了基督教这个“天下”就只有殖民主义的逻辑了。费正清把东亚秩序的“现代化”看作本土的、等级制的朝贡体系在19世纪被外来的、平等的条约体系取代,但实现这种“取代”的不是主权平等原则,而是由无数不平等条约体现的殖民主义原则,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要让中国变成“平等”的“正常国家”。中国真的被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彻底改造了吗?白鲁恂曾说“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好像“国家”就只有主权/民族国家这一种形态。但即使从1648年算起,主权/民族国家存在不过300多年时间,真正成为一种全球性体系则更晚至二战结束后。万隆会议后摆脱殖民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才能践行主权平等的原则,而中国是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此时冷战早已开启,两极霸权令名义上的主权平等如同虚设。冷战一结束就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欧,却加快了超主权/民族国家政治体欧盟的建设。主权/民族国家作为“普世”制度存在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中国的“佯装”也许可理解为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历史的延续性终究大于其断裂性。

现代政治哲学体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国家理论,尤其是“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不同的国家类型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价值观,不管是否信奉普世主义,最后都落入了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和而不同可否实现?曾任葡萄牙欧洲事务大臣的马埃斯认为,西方一直自负地试图建构的“普世文明”并不普世,遭到其他文明的质疑与挑战后也由对文明逻辑的超越转向对文明逻辑的皈依。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是围绕着文化而不是政治来组织起来的。国家与某种文明相联系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特定的文化传统,包括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地区。印度人民党总书记拉姆·马达夫曾认为“亚洲将统治世界,因为在亚洲,我们有文明,而不是国家,这将改变一切”,但变化的确切性质没说出来。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海外侨民的作用,莫迪领导下的新印度将与美洲、英国、海湾等地的大量印度侨民加强联系。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文化纽带可能比单纯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更为重要。正如印度最近出台的《公民身份修正案》体现的那样,文化甚至可能决定谁能获得印度公民身份。通过肯定印度是一个文明国家,莫迪政府将反对派印度国民大会党塑造成危险的角色,一股试图用外国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印度成功的西化力量。国民大会党提出的世俗主义与世界大同主义的主张太过明显,被莫迪视为印度必须从中解放自身的文化输入。民族国家是西方的发明而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文明国家则是西方的替代品。莫迪能说服选民奋起反抗一个本质上由英国化精英组成的权力结构,西方的宽容哲学已成为蔑视印度教的象征与实践,这种自由主义哲学曾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许多独立运动赞同并用人权与法治的语言反对欧洲殖民者。文明国家的捍卫者指责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假象,把他们的起源掩盖在了所谓中立原则的表象下,认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结束,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只为自己与我们的社会说话。文明国家的世界是自然的政治世界,国家发展出成功的组织社会关系与集体权力的模式后倾向于吸收它的邻国,随着新的财富形式的集中与扩张,神话将被创造出来,艺术与科学将繁荣起来。在这个领域之外,其他国家将提供其他选择,但由于这些选择反过来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因此国家与文明共域从属于文明形态。近代西方打破了这种模式,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雄心壮志奇怪地错位了。他们希望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能被普遍接受,就像科学理论享有普遍有效性一样。西方文明是一种更接近操作系统的东西,没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与习俗,也不会追求一种宗教学说或愿景,其原则只是一个能探索不同文化可能性的抽象框架。文明国家致力于促进与捍卫一种生活方式不受其他选择的影响,民族国家则允许某种程度的多样性,但普世价值旨在提供一个能使每个民族实现自治的宪法框架,否定文明国家而肯定试验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西方普世主义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对许多生活在亚洲或非洲的人来说,西方价值观似乎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土耳其、中国或俄罗斯输入一整套西方价值观与规则则很快就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而失去文化独立性,虽然这个过程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代价,但文化同化却保持了它的威望,为了获得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就只能模仿西方国家?第二,西方的价值观与规范需要被解释与执行,而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总是把这项任务僭越给自己。文化同化意味着政治依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承认“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与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与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其他文化的意识形态,西方世界以外的所有人自然地都将“一个世界”的概念视为一种威胁。如果西方觉得有资格动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工具(包括军事力量)追求它的特殊愿景,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围绕自己的美好生活理念建立一个背后有整个文明的国家?任何情况下他们的雄心都温和得多,他们本应成为众多备选中的一个选择。亨廷顿没有看到当今世界的不同文明即使在愿景上没有普遍性也在实践中有普遍性,文明国家的回归导致西方社会为了一个普世项目而牺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欧盟正在被重构为一个文明国家,聚集所有按特定价值体系生活的人并利用政治工具保护欧洲文明不受敌人的攻击。普遍性的规则框架能为另一个目的而翻新,直至把每一种世界文明都纳入在它的羽翼之下,但现在则是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根基,不承诺、自由、超然而雅致。从对日益抽象与薄弱的规则框架承诺中解放出来,欧洲自由主义能专注于发展自身包含的具体可能性。欧洲一直自以为是在建设一个普世的文明,但其实只是在建设自己的文明。欧洲政治家宣称欧洲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与其说是在捍卫民主或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如说是越来越多地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反对各种赢家与输家的竞争。这个希望超越文明逻辑的大陆与美国一样,已非常接近于皈依古代中国那种文明逻辑。

吴清认为,企图捧杀中国的西方学者丑化美国与台湾的民主选举,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四千多年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科技进步、文化进步及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率先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首先获得突破并随后逐步为人类社会共享的。人类文明的飞跃发展是在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最小、腐败最少、社会动乱最少、群体暴力最少、环境污染最小、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最多,都牢固地建立了公正的选举制度,以严明的法治而非人治而著名;最失败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最大、腐败最多、内战最多、死于社会动乱与群体暴力人数最多、难民最多、环境污染最大、精英人口流失最多、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最少,既没有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以人治而非法治著名。近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专制或权威主义的制度能在彻底实现现代化之后仍能屹立不倒,专制集权主义创造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奇迹后都在发展达到顶峰时渐次崩溃并最终为民主制度取代。专制或集权主义制度并非不能创造“太平盛世”,只是创造“盛世”的事例太少、时间太短、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4千余年历史中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其中见诸史料记载的就有3800余次战争。人民享专制集权主义之“福”少之又少,受专制集权主义之祸多之又多。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专制、集权主义创造出的盛世,要么由于继任者的无能、无以为继而陷于“对坐说玄宗”的感慨,要么由于继任者的凶暴而被自己一手创造的“盛世”埋葬。专制与集权主义者真正要命的不是创造不出经济奇迹,而是政治上的不可持续性。要害不是专制或集权主义的制度是否能创造“社会经济奇迹”,而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冲破“专制的洪流”成为越来越多国家与人民的选择?无论民主制度还是专制或权威制度,没有权力则不足以实现社会的正义与进步的理想,但权力也有可能是社会的毒源、政治人物强奸民意、遂行私利的工具。即便在民主选举如美国、台湾的制度下,当社会的理性、正义之声不足以抗衡政客的权势时,对民意的强奸、对权力的滥用也仍不能避免,民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把人变成天使,但确实能以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小的代价扒掉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外皮。民主制度下确实会出现专制与权威制度下的“恶”,但不可能长期存在,更不需要以人民大规模的流血为代价才能终结。厌倦于选举的“伪善”、“繁琐”与“低效率”的西方学者因其厌倦而眩迷于专制集权主义的五彩外衣时,至少应庆幸自己不需要以“自焚”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土地与房子的所有权,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而被剥夺生存权利甚至被割断喉咙,不会因为揭露官员的腐败而被拘留、劳教甚至投入监牢。民主选举会给社会做出最恶劣的示范,但这些手段也是政治发展道路上最强有力的清洁剂,迫使政治人物必须谨言慎行、谨小慎微。每个倒下的政治明星都在昭示权力是谁给的、必须依造何种标准执行,专制与集权主义制度把权力的丑陋掩盖起来,而民主选举将一个个丑闻把权力的丑陋、人性的卑劣统统撕破在阳光底下,一次次提醒选民政治不是候选人华丽的言词与夸张的表演,评价政客与政策的标准是你我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政客的权力也是他们的责任,政客的操守、人民的安宁、民主的价值是在这成堆的口水与丑闻与上台下台的忙碌中被一步一步强化的。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后美国拉开冷战序幕,看美国政府这个架势,颇有当年与苏联掰手腕的样子。难道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危及到他们世界第一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说美国想把14亿中国人逼回现代文明边缘不可能成功,现在排的上名号的大国都是通过战争崛起的,但中国何以例外?这种例外能否持久?

“知乎”答友“左丘复明”认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辉煌期,发明了《易经》、《诗经》、《尚书》三大元典,其他几个文明则差强人意。包括特洛伊屠城让古希腊重回黑暗。东方文明的进化方式的是一种协同式进化,把人、物、自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文明的进化着眼于整个系统的改善,如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原有的系统不适应社会发展时就会爆发社会革新,建立起新的和谐的关系。因此东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是连续不断的,所到之处传播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西方人还沉溺在乱伦,中国人则制定了“礼”。西方蛮夷不知道什么是“礼”,更不知道什么是仁、义。东亚国家历史上都深受儒教国家影响,犯罪率都比基督教及其衍生宗教国家地区低很多,因为西方人缺少“礼”教。西方文明的进化方式是一种破坏式进化,把人、物、自然割裂开来,野蛮地破坏自然与其他文明。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紧张的国际关系、严重的环境问题。直到今天,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是针对西方文明这种破坏式计划的反噬。运气不佳时,从中国战场上逃亡的匈奴人的残兵败将能逼得它陷入千年黑暗。踩到狗屎运时无意中发明了几个新工具,发现新大陆上还有能欺负的原始部落让它一夜暴富。如果当年新大陆上是一个比西方更为强大且富有侵略性的文明,这个文明会不会沿着新航路把欧洲变成动物园与屠宰场?一夜暴富后也难改暴发户的本质,西方文明一直吃相难看。西方蛮夷如发情的公猪一样四处扩散,披着文明的皇帝新装,所到之处摧毁诸多文明。为什么东方文明能绵延不断、保持纯种,而西方文明经常过继、杂交混血?原因就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内虚的服用几副春药就变得威猛起来,但智慧的不会觉得好厉害,西方文明就是这样。中华文明因为一次失误而被异族捡便宜,因为落后的异族治理而暂时落后,因为几副春药而勃发的蛮夷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某些精英眼中的崇拜对象。人类有两大基因:一是生物基因,二是文明基因。文明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其核心是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的文明基因是基于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西方文明基因在历史上经常被中断,几经摧残之后找不到自己的祖宗,对内缺少仁义、对外缺少礼教,在对待自己表现出迷心逐物、迷失自我的丧心病,对待外部世界则表现出盲目自大、唯我独尊的幼稚病,集中表现在近代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巨大破坏,与其他文明的水火不容,以及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与精神迷失。由于文明基因的缺陷,西方社会的成功人士追求性、酒精、毒品、金钱这些原始的刺激,如尚未进化完全的黑猩猩充满了低级趣味。中国人在中华优良文明基因的驱使下追求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高级的价值观,西方人则觉得自己过得好就行了。西方蛮夷强大表现的优势只是器物文明的强大,外强中干而已。西方文明药效已过则后继无力,中华文明回归神来发展时其劣势更是暴露无遗。学霸成绩虽然会受或然率影响,但只要正常发挥就能考取高分,学渣成绩好才是或然率。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结束动乱后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且还后劲十足。一旦遭到瘟疫等考验,西方文明或是发展缓慢,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呈现倒退……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在未来成为地球上唯一盛开的文明而其他文明将陷入黑暗?动力系统的优劣决定着车辆前进的速度与状态,文明的发展也是一样,要有自身的动力系统,而中华文明相对于其它几种文明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良动力总成。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的微不足道,真正让人群产生差异的是文化/文明!“人以群分”就是以文化/文明来群分,而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来源于其自身的文明基因。如果说生物基因是一种双螺旋结构,那么文明基因就是一种三螺旋机构,承载着一支文明兴衰的秘密。一是物质生产力系统,公知眼中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判罪,但同时期的《崇祯历书》大量引进西方天文学知识。中华文明的科技从七千年前就一直处于世界巅峰且不排外,直到满清施行了封闭圈养、集体奴化政策,致使中华文明错过近代工业革命的宝贵机会!二是文化创造力系统,西方人还对自己有《荷马史诗》这本子虚乌有而只流传于口头阐述的作品时,中国人早就有了基本开天辟地的伟大典籍《易经》、《诗经》、《尚书》。《易经》是一本哲学著作,又是一本史书、文学作品、科学著作……《诗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诗歌,内容丰富浩大,远非《荷马史诗》这种小学生作品可比。《尚书》是一本史书,记录上古历史。这三本书奠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期西方诞生了那本著作?子虚乌有的、流传于口头的传说根本不值一提。中国人是祖先崇拜,因为觉得文明是靠一代人一代人不断传承积累形成的,有责任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于是一代代不断得撰写史书。西方人崇拜鬼神,认为爹亲娘亲没有鬼神情,修建神庙供奉鬼神,希望得到鬼神的保佑,当然也形成了西方人情淡薄的恶劣风气。西方人的单核大脑认为只要武力上征服你就行,因此西方的帝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与国家意识,换谁来做皇帝都无所谓。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有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思想,完成了真正的“大一统”。西方人学不来就干脆分裂自治,提倡个人主义。这本是西夷无可奈何的缺陷,传到中国来反而大受精神洋奴的吹捧!中国的文化高雅玄妙,这是西方人不理解的,尤其是国粹。三是哲学统筹力,中华文明的哲学是一种整体性哲学,西方人的单核大脑采用机械的切分法把事物一次一次分割。从哲学能力来讲,东方人更适合做老板那样全局把控的工作,西方人更适合做操作机器的工人。一旦两者颠倒,世界就会出问题,天灾人祸恶性循环。西方哲学不懂“天人合一”的道理,认为天、地、人之间没有关联,一爆发工业革命就迫不及待地从自然界疯狂攫取,甚至残忍地破坏其他文明。西方人的哲学精神分裂症在于认为自己与世界是割裂的,于是只管自己过得好就行了。中国哲学的美来自于善,来自于仁,认为美是主观的,是发自心的,是人的感情的延续。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则不理解人的高级感情,认为美来自于所谓的“真”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西方人拼命的把自己工具化、物质化,西方文明那套哲学只适合做做小弟、马仔、操作工,不是谋万世、谋全局的领导哲学而只适合居于从属地位。人类文明要获得长远发展则必须请回古老的东方哲学,因为它有全局观,能兼容并统筹其他文明的哲学系统。21世界是中国文明的世纪,采用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则势必智慧会让世界走向黑暗,只有历久弥新的东方中华文明才能像徐徐升起的太阳一样给世界带来朗朗乾坤!

甄旭雷认为,文明是一种境界,与国家无必然联系而极易超越国界。在全面小康路上铺展开来的幸福画卷上充分发掘文明的应有意义与现实作用需要内外兼修、堵门封窗、全民参与,不断塑造自我求文明、于人以文明、铁规护文明、社会大文明的四重境界。内强素质,自我求文明。“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静坐常思己过,“自我求文明”境界的塑造要依靠自我学习与砥砺前行,增强自我素养,善于自我净化,实现自我升华;拧紧思想认识的“总开关”,注重从思想层面审视自己,做到文明理论认同、文明信念认同,实现“志于道,省于身”;内化于心,时刻给自己“提个醒”,不断养成文明的思想自觉,不能只是“言”上论文明。外树形象,于人以文明。“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恶则人毁之。”变心动为行动,“于人以文明”境界的塑造要善于从点滴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慎微而知著;严格要求自己,告别陋习,崇尚文明;外化于行,待人真诚、乐于助人、与人为善,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养成文明的行动自觉,不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堵门封窗,铁规护文明。“欲知平直必准绳,欲知方圆必规矩”。文明在制度轨道能造福,披着制度外衣的“失落文明”则祸害无穷。“铁规护文明”境界的塑造要明标准、立规范、树责任,注重文明与制度的衔接与协调,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以制度的刚性约束敦促践行文明要求;严格、严肃、严谨,督重点、查难点、抓整改,促使文明创建向常态化、纵深化发展;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与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树立崇高文明追求,养成文明的纪律自觉,杜绝“歇歇脚”、“擦边球”。全民参与,社会大文明。“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文明是开弓的利箭,不是“一阵风”,永远在路上。众人拾柴火焰高,“社会大文明”境界的塑造要善于发挥集体智慧、整合多方资源,化共识为共为,达到“11>2”的效果;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文明精品意识,集中力量、强力推进,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针对性地提要求、定措施,全方位、多层次推进文明创建活动;努力突破障碍、求得突破,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用新思维、新举措、新路子,着力打开全民参与的社会文明普及新局面。尤其是在疫情时代,中华文明的魅力足以让西方文明相形见绌,“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发扬光大。

发布日期:2020-10-14 10:26:15